以人文为焦点

　　阮：由你刚才的叙述，我们很容易可以感受到你的人文情怀，如果光就一张照片来看，你觉得是否能让人感受到创作者的信念呢?

　　黄：很难，我不是说照片很难表达人文的东西，而是说，针对我们刚刚说的那张小孩子的照片的话，很难。它只是帮我做一个记录而已，并且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

　　阮：难的原因在哪里?

　　黄：比如说，我刚才花费了那么多言语，才把这件事给我的感动说清楚——当然，我还不是认为很清楚。如果事情要清楚，概念还是不够的。

　　而以一张照片来说，它就难在：以一个画面来传述所有的东西。我所谓的“难”，并不是它办不到，而是它实在是非常难，比所有别的表现形式都要难，我认为比小说、电影、戏剧、绘画都要难。尽管这么难，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可能表达的。

　　我试着用绘画当例子好了。比如说，苏联革命前后的一些画家，在当时的文学主流——小说的影响下，也朝同一个思潮汇集——社会主义的写实表现。那时的伊里亚· 列宾(Ilya Repin，1884—1930)，他的绘画虽然是一张，但我觉得它所表现的就不只是画面上的事件而已。《一个意外的归来》这张画，他前后画了六年。他以一个家庭为焦点：一个在战场失踪的家人，于战争之后出现在家门口，画面中的妇人当然是他太太，小孩是他的儿子，仆人还是从前的那一位。他们回头看，大家都愣住了……那种悲喜交杂的情形多感人呀。虽然没有其他的说明，但我们却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画面之外的意义——在这个事件之前，这家人会是什么样子，相见之后又会是如何拥抱、互吐相思之苦的情景——这一切，伊里亚· 列宾都没画出来，但却交待出完整的内容与精神。这是他把一个事件的发展，在最恰当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缘故。我觉得摄影也可以。只要你在事件当中切对部位，落实焦点，什么都会清楚起来的。当然啦，它还是比绘画难。

　　阮：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克服摄影的困难所在?

　　黄：我觉得如果摄影只是在等待一个什么东西要去捕捉的话，那就已经把摄影的表现力给限制了。

　　我认为摄影也应该像拍电影那样，可以安排。不好的，可以一直排演下去重拍。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种手法是造作，但是我觉得，如果这算造作，电影岂不更造作，小说也造作，诗也造作，没有一种艺术不造作的。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把它经营得好，让你看到时，很容易跟你沟通，很容易让你共鸣，那什么造作都会忘记的。我想，有一天我突然发起疯来想专心投入摄影，我就很可能以这种安排的手法来拍照，我才不会像你或其他人那样拍，因为这条路你们已经走得太好了，我没有必要跟进。

　　以安排来写实

　　阮：我十分讶异你会有这种想法，可不可以把你所谓的安排手法说得清楚一点?

　　黄：比方说，我刚来台北不久时，那时，台湾的经济还不是很好，因为不很好，我们才会跑到台北。

　　就在中山北路的中山市场那里，有一家烤鸡店。以现在的标准来看，那家烤鸡店算不了什么，不过在当时，可是有钱人才光顾得起。那种烤鸡就是现在常见的：把鸡用铁串串起来转，用灯光照射烤熟的。鸡串转呀转，油汁就这么滴下来，而在透明的玻璃橱外，散着热腾腾的水汽。就像在今天这么冷的天气下，一个小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站在橱外，他不敢对着那些鸡看，只是背偎着橱子在取暖。好，如果我把当时的场景重新布置出来，然后以演员方式，拍出那样的一张照片，你一定会觉得我是在安排，而实际上它是我亲眼目睹过的景象。

　　我的方式是这样，不知道别处有没有人这样拍，在台湾我可没见过。

　　阮：有，目前当红的女摄影家辛蒂· 雪曼就是完全用安排的方式来拍对象的，而这个对象正是她自己。她有时把自己扮演成五○年代的歌星，有时是躺在街头的乞丐……她把自己打扮成曾经感动过她的人物，用来传达感动她的人生经验。在你看来，这样的安排手法，你会不会反对?

　　黄：我没看过她的照片，所以我无法置评，不过这种方式我倒觉得很有意思，我不会反对。我觉得摄影是一种记录事情的方法，也是一种写实的方法。很多的写实作品，不管是

　　小说也好，绘画也好，也是要去再求精致的。要求其精致，有时就要安排。我不是要在形式上求精致，而是要使内容很完整地跟对方沟通。

　　阮：你这样安排的手法，我想很可能有人会反对?

　　黄：这也是一种摄影的方法呀!你反对方法干吗!要反对的应该是拍出来的内容，而不是方法。

　　如果一位摄影家用任何一种方法没有拍出好东西来，那是他侮辱了这个方法。并没有所谓摄影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或那样的事吧!

　　你本身反不反对，我问你?

　　阮：我并不怎么反对，因为我看到有好的作品，在基本上，我认为是属于在街头随时等东西出现的即兴摄影，这也有某一种程度的安排意图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