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问   与黄春明对谈影像语言的领域

　　前言：以照片作开场

　　这是笔者和黄春明先生气氛最拘谨的一次晤谈了，和这位名小说家聊过天的人，莫不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因为他的叙述有一种魅力，就像他笔下的小说情节般的细腻、生动而深刻。他的谈话往往会令旁人不愿搭腔，深怕会打断述说者置身于故事中的陶醉情景。说实在，对旁人来说，不管他在讲什么，不管他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在叙述，仿佛他就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或这则故事里的角色一样——他正在演出，旁人是观众——谁也不会上台捣蛋一出精彩的好戏。

　　可是这次的对谈，黄春明有点严肃。而严肃的他往往是最不精彩的时候。然而，令笔者相当意外的是：这是我从黄春明身上得到最大收获的一次请教。

　　尽管这席约四个钟头的长谈中，他的话语没有往常热烘烘的情绪，也没有往常令我享受其中的气氛，但是，他的访谈却在在都使拿照相机的我汗颜——我觉得我面对的不只是一位小说家，而是一位掌握影像的高手;以至于谈着谈着，好像他在考我有关摄影的试题一样——处处充满质问，质问影像的表现手法、影像工作者的眼力，质问摄影者的心态、作品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黄春明的小说，他的作品曾被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甚至在大陆结集成册出了好多本选集。《鱼》这篇名作，更曾被选入台湾的初中教科书里，无数学子都从课本上读过他的小说。

　　可是很少人知道黄春明和影像创作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十八年前，他制作过“芬芳宝岛”系列的电视纪录片，使台湾的视觉文化开始落实在本土环境上。这个节目不但替台湾的纪录片掀开序幕，也使很多摄影后进把镜头转向自己的土地上。

　　更少人知道的是：黄春明也经常拍照，他拥有过好几套高级的照相机，目前使用的是每一个拍照的人都梦寐以求、最昂贵的机种——俫卡。

　　我非常荣幸，能看到他的摄影作品，以我的职业标准来看，他的照片一点也不比目前众多摄影家们逊色。因此我央求他把摄影作品公开，以作为这篇对谈的开场。

　　以社会为依归

　　阮：你觉得你的照片和你的小说都在表达同样的精神吗?

　　黄：我认为我的照片拿出来不会脸红。虽然我使用照相并不是想成为摄影家或什么的。我不会脸红的原因并不是它们已经够好了，而是我认为，我把照相机放在社会层面去用它，正如同我用笔、用文字一样。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什么都应该把它归到社会这个大原则里——这是我的执着，也可以说是我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偏狭看法。当然，我对摄影也是如此要求。由于我经常在台湾各地跑来跑去，看了一些东西。回来之后用文字记录时，常常有不够详细的感觉，我一时无法把当时和我讲话的一些人的神情等细节都关照到。因此，用照相机，就能使我在事后把整个记录重新展开，我的摄影大概是止于这样的性质。

　　阮：这样听来，不是专业的摄影工作，偶尔使用照相机做田野调查，对你写小说有很大的帮助咯?

　　黄：我觉得相当有帮助。因为我经常很敢放弃固定的上班工作，而想专心写小说。虽然常常是失败的，但是我四处走走、到处去看，偶尔所拍的照片，却带给我一种莫大的经验反刍。

　　比如说，我拍过一张山地小孩的照片，虽然当时并没有用文字做补充记录，但它却勾起我完整的记忆经验。他的眼睛好漂亮，就像两个甲虫——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在《小毛驴与我》中，描写那头小毛驴多可爱，眼睛就像两个甲虫一样——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小孩像驴子。那时我在阿迪达斯筹办一个慢跑活动，他是陪哥哥来参加比赛的。比赛的成员依年龄和性别分成好几组。由他的肤色、眼睛，我知道他是山胞，我特别喜欢和少数民族交往，我问他：“你哥哥是哪一‘组’的?”他却一下子惊慌起来，说：“我不是山地人。”其实山地人在我的心目中并没有等级和阶级的差别，但他却很自然地在保护自己。这句话让我很痛心，因为以他这样的年纪就有这种感受，一定是他在这个社会上遭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歧视。我为了安慰他和冲淡尴尬的场面，就跟他说：“我是山地人，你看我是哪一‘族’的?”

　　之后他才平静了下来，他说他哥哥是“男甲组”，他爸爸是警察，现在调到那里服务。我问他家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地点——那是个山地部落。

　　我说，那个地方我去过，问他最近回去过没有。

　　他说有，跟爸爸在什么时候回去过：“我们家经过那里，到春天，山上杜鹃花一开的时候，满山都是。”

　　他一讲到故乡的时候，好像我已经不在他前面，而真正在他前面的是沿途的杜鹃花。他面对相机时，一点镜头意识也没有，我觉得这样的照片就非常好——尽管，也许，我并没有拍好。像这样的摄影经验，的确带给我写小说很大的帮助。虽然，也许拍了坏照片，却给了我好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