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出头、在海军服役的那三年，我还真干了不少事儿。除了写过十首诗、几篇小说、一大堆情书，还利用通信做了一系列的海外画家采访。主要是当兵的日子太无聊，无论是驻防金门，或随着运补舰在海上漂泊。

    我一直以为，这些在《幼狮文艺》连载了一年多(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的访谈为个人工作记录，最多以后在回忆录提提。没想到，上海译文的两位编辑陈飞雪、邹滢认为它们填补了中国现代绘画史的一段空白，有出版价值。

    总之，一切都是缘；想到这里就不得不感谢《生活》月刊。夏楠有次来信，说杂志要介绍丁雄泉，资料显示我曾访问过他，可否把稿子传去供他们参考。

    结果，编辑部同仁大吃一惊，用了个“震”字来形容，认为那是罕见的妙问妙答。文章刊出后，反应非常好。这下子我才想到，其实其他几篇也都不错。那个时代的人有底气，说话做事都实实在在、不打高空。尽管篇数不多，但每位画家的生活经历、学习过程是多么不同，非常值得参考。不但能给爱画画的年轻人借镜，也可让大家知道，我也有过画家梦。

    从小我就想当画家，尤其是初二那年读了欧文·斯通(Iiving Stone)的《凡·高传》(Lust for Life，余光中翻译，台湾一九五七年版本译作“梵谷传”)。在世俗生活、精神世界受尽折磨的凡·高，把灵魂燃烧成一幅幅令人悸动的图像，让我每看几行就深吸一口气，每翻几页就止不住眼泪，仰望苍穹叹息。这是本向苦难灵魂致敬的书，告诉世人，凡受过苦的必有报偿，只要通过试炼，再低下的人都能升华为精神上的贵族。它跨越时空、地域、种族、文化，激发了一个十四岁的乡下少年，让我认定艺术就是往后的路，再苦也甘愿！

    高中毕业，我如愿靠插画找到工作，踏出在社会上的第一步。当时，台北举办任何画展我都会去观摩，有空就钻进卖日文书和欧美书的两家书店翻画册，总想着哪天一定要去巴黎、纽约闯一闯。当时，只要拼命念书，并不难申请到海外学校的奖学金。可是爱画画的通常学科成绩都不好，要通过托福考试特别难，能去海外学习的少之又少。对生长在小岛的我们来说，只要能出去，哪怕是流浪、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也值得，因为能开眼界、与世界接轨，在艺术殿堂中跟大师们的原作对话。

    有一天，我在台湾省立博物馆看到一个新奇的版画展。谢理法、一个华人，把西方潮流完全吸收、消化后融在绘画当中，让我深觉，这是关在岛屿上的人绝对做不来的。透过高信疆的帮忙，我开始跟谢理法通信，想了解海外画家如何奋斗。谢理法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不但热心给我提供其他画家的地址，还请《中国时报》编辑把他的一篇长文稿费转给我，说航空邮资很贵，希望能对我稍作补贴。 

    我用最便宜的邮简，摊开来正反两面都可以写，折起来连邮票都不必贴就能寄了。为了省钱，字写得像蚂蚁那么小，密密麻麻地爬满纸面的每个角落。我尽可能打听，找到更多画家的地址后，便开始跟他们一一联络。有的信石沉大海，有的信得到热情回复，其中包括旅居法国的熊秉明、彭万墀、李明明，意大利的萧勤、霍刚，英国的林寿宇以及美国的丁雄泉、赵春翔、谢理法、陈锦芳、廖修平、蒋彝、庞曾瀛、蔡文颖。 

    跟这些前辈通信，还真是有如去了一趟海外。年青的我追求西方的一切，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落伍的。常年在异地奋斗的画家们看尽所有，却认为创作不从自己的文化出发，难有机会。无论如何求新求变，断不能离了根。 

    …… 

    丁雄泉先生首次来台便找我共聚，返美之前把身边剩的台币都留给我，说懒得换回美金，让我帮他吃两顿大餐。熊秉明先生虽没采访成，首次来台办展时也指名要见我。在餐桌上跟一伙人同时见面，但他的微笑让我知道，他读过并欣赏我所作的访问记。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集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蒋彝先生。生于江西九江的他，享有“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美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将Coca 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在海外功成名就，却四十余年不娶，于一九七○年代返乡与发妻、家人团聚。 

    当时蒋先生年近七旬，在美国哥伦比亚任中国文学教授，不但赠书给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且以工整的毛笔小楷回信，对我多所鼓励，还告诉我，日后采访哪位画家可提哪些问题。用不着谋面，这份为人处事的谦和、严谨，已对年少轻狂的我起了相当的教育作用。 

    只可惜，蒋先生的墨宝，连同其他几位的邮简都因屡屡搬家而不知去向。就连那些珍贵的、被我用报纸层层包裹的一卷卷原作，也被每周来一次的清扫妇给当垃圾丢了。 

    蒋彝、熊秉明、丁雄泉、赵春翔诸位先生都已陆续过世。为了纪念那些没有完成的访问记、那些遗失的画作、邮简以及我那未完成的画家梦，我特地找出蒋彝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全文《中国的画家》附录于后。藉此缅怀，并表达我对这群画家的感激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