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在谈本书写作时，他还说到：“我有时被质疑：你是从什么理论角度看待中国现代艺术？是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或是切实可行精神分析法？是后现代，是拉康的精神分析，或其他什么？我没有理论。我怀着最深的信念相信，如果是在人文学科中，而不是在精确的科学中，理论，远离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发现真相的障碍。它无法被检验。艺术中的理论如同一连串的有色镜，我们手持有色镜去看现实，不会看到我们原本看不到的东西。它们模糊了许多东西，以致无法看清整幅画卷。”（P22）

    苏立文写作当代中国艺术的态度，深刻地表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传统，但是，他不想用“理论”解剖中国艺术，根本的原因应当是他不愿用“理论”割裂他对中国艺术长逾50年的经验。在写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时，苏立文已是一位与中国交往了半个多世纪、具有“五十年以上的观察经验”的中国艺术史专家，基于他与大批中国重要艺术家的长期交往，他对20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具有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不仅是其他西方学者难以具备的，而且就是中国学者也很难具备。

    正因为他坚守自己的经验真实性，我们阅读苏立文这部书，会有双重感受。中国专业学者阅读《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很容易发现苏立文的“西方人的眼光”的“偏见”甚至“硬伤”——他不仅在叙述对象的选择和轻重处理上与中国学者所持的“成规”和“共识”有不容忽视的差异，而且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具体评价出入悬殊。但是，如果我们不固守在“中国人的眼光”这一个预定的主体性视角，转而愿意借助苏立文的“西方人的眼光”反观20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位英国学者的笔下，不仅20世纪中国艺术被展现在一个超越中国大陆本土，延伸到香港、台湾及欧美的真正国际化的活动领域——这是既往中国学者笔下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写作或缺的画面，而且齐白石、李可染、林枫眠、赵无极等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的形象均展现出新鲜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