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方面，斯坦纳在书中有些独到的分析性论述很有启发意义。比如《K》（1963年）对卡夫卡作品的政治性解读的分析，令我们心惊：“对卡夫卡的作品作政治性解读往往显得幼稚，它们混淆了派性与预言性”（第136页）；“但关键是，卡夫卡拥有可怕的预言能力，他看到恐怖逐渐生成的每个细节。《审判》揭示了恐怖状态的经典模式。它预言了诡秘的施虐行为，预言了极权主义悄悄塞进私生活和性生活的歇斯底里，预言了缺乏个性的杀手的无聊空虚。自从卡夫卡写作以来，夜半敲门声在无数的门前发生，太多的人被拖出去，‘像狗一样’死去。”（第137页）

    本书中的《沉默与诗人》（1966年）以诗人的语言极限为焦点，真正的诗人（以荷尔德林和兰波为例）最终抛弃语言，选择沉默，在他看来这是比他们的诗歌更重要的事情（第57页）。他认为，“重估沉默是现代精神里最有原创性的代表性行为”（第58页），但是，选择沉默的动机除了语言中逻辑上的悖论和对行动的真实意义更为推崇以外，时代的非人性化危机使人感到了语言的危机，“感觉到语词可能正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第60页），这是更深刻的动机。

    那么，在诗歌被迫沉默的地方，音乐是否可以作出某些回应？《音乐与社会》（《思想》第24辑，联经出版，2013年10月）收录的多篇文章为难得的音乐社会学研究成果，编者认为，社会脉动与思想走向在流行音乐中昭然若揭，跟文字论述一样值得分析探讨。的确如此，即便仅是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中已然看到了一片社会与思想的广阔场域与内在深度：《听歌识字创新文：作为识读工具的台语歌谣》（陈培丰）、《台湾独立音乐的生产政治》（简妙如）、《独立音乐认同的所在：“地下社会”的生与死》（何东洪）、《“唱自己的歌”：台湾的社会转型、青年文化与流行音乐》（张铁志）、《出发？从哪里，去哪里：大陆新民谣的前世今生》（乔焕江）、《香港抗议之声：嬉笑怒骂，温柔反叛》（雷旋）、《岛人之声：冲绳音乐与冲绳社会运动》（谢竹雯）、《鲍伯狄伦在中国：社会至福的远景》（威雷伯）。

    流行音乐之不愿沉默、无法沉默，在两岸三地的华人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精神作用，同时也凸显着在社会转型期间音乐的政治性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