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是部关于语言的书：关于语言与政治，语言与文学未来；关于极权主义谎言与文化衰败对语言产生的压力；关于语言与其他意义符号（音乐、翻译、数学）的关系；关于语言与沉默。

    本书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大多都是回应某个特定时刻：一本书的出版、一部戏剧或歌剧的上演、一起政治事件的发生。但这些文章都有个根本主题——关乎语言的生命，关乎我们社会文化中语词的神秘能量。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语言与它讴歌的危险谎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大众消费者的民主制度下，语言与它重载的庸俗、模糊和贪婪之间是什么关系？语言，这种传统意义上用来表达有效关系的笼统用语，面对精确话语（如数学和象征符号）日益迫切的全面要求，将会怎样反应？我们是否正在走出语词至上的历史时期，走出文字表述的古典阶段，进入语言衰败、“后语言”形式，甚至局部沉默的时代？这些正是我要提出的焦点问题。

    思考文学、教育和语言的时候，似乎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发生，没有挑战我们对这些活动的观念，这样的思考在我看来不切实际。阅读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更别说“教”他们）的时候，似乎这些文本、这些在我们生活中的权威文本，完全与新近的历史无关，这样的阅读虽然巧妙，但无知得有害。这并非意味着对“现实关联性”任意或新闻报道式的测试；这意味着我们要尽量严肃对待伟大艺术得以传承的神秘奇迹，尽量严肃地从我们自身的生命中给出答案。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本书不少篇幅都试图圆满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就方法论和范围而言，我追求的目标与文学批评不同。我完全清楚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们暗示出要建立一门“语言哲学”。如果我们希望更深地理解我们文化中作为特殊遗产的荒芜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经暗中削弱的东西、那些或许能够恢复对现代社会进行洞察的资源，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立那样一门语言哲学。按照莱布尼茨和赫尔德的理解，语言哲学必将转向对文学的悉心研究；但是语言哲学将视文学必然处于更大的语义、形式和符号交流的结构之中。语言哲学将按照维特根斯坦所指，将哲学视为最为审慎情况下的语言，拒绝想当然。语言哲学还要寻求人类学的帮助，证实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结构的证据（我们明显以为我们是特殊的中心，我们该如何从这幻象中“退回”？）。语言哲学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假定既有兴趣，也会警惕。许多一度活跃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的才人现在转向了语言学。文学和语言学密切相连，这早已为诗人所知。雅各布森认为，“隐藏于语言形态和句法结构（简单点说，即语法的诗歌）与文学作品（即诗歌的语法）中的诗学资源，不大为批评家所知，大多为语言学家所忽视，但却被有创造力的作家熟练掌握。”语言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

    总之，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这种惊奇习惯性地在文学批评和学院派文学研究中缺失），语言哲学将回到这个事实：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