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纳在本书《教化我们的绅士》一文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话：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对我而言，这本书就是一把冰镐，砍碎我内心的冰海。
　　我要首先谢谢斯坦纳，与大师同行的日子是幸福的。十几年前，读翻译理论，就读过他的名作After Babel，当时只惊叹于他的博学，对他是敬而远之。想不到我居然还有如此缘分：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翻译了他在三十七岁时结集出版的文集。
　　我要感谢季进先生的信任。我生性疏懒，此前只“读其文字，想其为人”。这次受命译事，诚惶诚恐，冀希不辱使命。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师友及学生的关爱，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感谢邓中良教授、张晓红教授、阮炜教授、刘波教授、吕晶珠博士、李致远博士、李炜先生、肖梅女士、杨旭辉女士等人提供的大力帮助，译事才能顺利完成。
　　感谢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张铎先生。他严谨细致的编辑工作为本书增色不少。
　　翻译是孤独的事业。在语言的极限地带，是一个人的“战争”。因此，某种意义上，是“抛家舍业”。无论如何，最需要感谢的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两种翻译》一文中，斯坦纳特别欣赏著名的荷马译者菲茨杰拉德的译文：

　　　　将来，死亡会从远海袭来，
　　　　温柔如雾之手，抚摩你，
　　　　值你衰疲的岁月，
　　　　富有舒适的晚年。

　　斯坦纳认为，译者应该把“温柔如雾之手”当成翻译的准绳。对于这样的标准，我虽然“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只是那个卑微的“侍从”，跟随在大师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牵着他的衣衫。译本中舛误难免，概由译者负责；敬希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