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语言与沉默》绝大多数的文章中，由于和现实拉开了一段可以“忍受”的距离，对于黑暗现实的聚焦重新变得清晰，而在具体的行文中斯坦纳又可以迈开他轻盈的语言的舞步。“轻”终于可以从反面触及“重”，而内容和形式也就顺利地彼此深入直至无法区分。《人文素养》是全书第一篇文章，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斯坦纳在文中分析了批评工作无力感的缘由：首先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的写作作为自己工作的前提。其次，19世纪的几位批评大家阿诺德、圣伯夫所信奉的文学批评作为人性建设性力量的观点遭到质疑：“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尖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

　　对于斯坦纳，苦难尤其是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一把简洁的尺子，随时会被他拿来量度批评工作是否走向了语言游戏的虚幻之境。那个过于沉重的现实似乎禁不住围绕它持续不断进行的语言洗涤，终于显露出真实的面容——毫无疑问，所谓的真相、真理不出意外地蕴含其中。另一方面，苦难的经验和洗礼则被在语词的欢娱中敞开的心扉所接纳，其中的矛盾正好预示着写作伦理的永恒尴尬——有感染力的文字总是掩饰不住自身的愉悦，哪怕它指向着确凿无疑的苦难。

　　沉默与诗人  反思“语言的窘境”与重估沉默

　　面对语言的窘境，作家大概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直面语言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性和脆弱，另一选择则只能是自杀性修辞——沉默。

　　《沉默与诗人》是《语言与沉默》一书中集中探讨诗人的两篇文章之一，是一篇充分显示斯坦纳批评实力的立意高远之作。在此文中，斯坦纳将全部注意力聚焦于诗人语言的尽头，也就是诗人无法、不能言说之处，在那里语言被蓄意推向极限，诗意的说法则是“强光开始照亮”，而更可能的事实是“当诗人越来越接近神灵所在，转化成言语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最终，进入语言的光亮逐渐黯淡，而不可复得的光辉则把语言烧成灰烬。

　　随后，斯坦纳以大诗人荷尔德林和兰波为例，探讨了两位“各自语言中第一流的诗人”中途辍笔之谜，两位诗人都把书写语言带到句法和认知可能性的极致。但在斯坦纳看来，两位诗人最终抛弃语言，选择沉默则更加耐人寻味。在斯坦纳看来，“重估沉默是现代精神里最有原创性的代表性行为。”在文章中间，斯坦纳稍显突兀地直陈本书（《语言与沉默》）潜在主题：“20世纪政治上的非人道，加上随之而来的技术化大社会中腐蚀欧洲资产阶级价值的一些因素，可能已经伤害了语言。”面对语言的窘境，作家大概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直面语言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性和脆弱，另一选择则只能是自杀性修辞——沉默。到文章末尾，我们逐渐明白斯坦纳实质上是在回应阿多诺那个著名论断“奥斯威辛之后便没有了诗歌”。斯坦纳以微妙且美妙的批评文字呈现了这个问题多种可能，但他显然支持那个决绝的选项：“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

　　这些由沉默衍生出来的话语，充满魅力又充满矛盾。如果沉默是语言的极致，那么所有围绕沉默而展开的论述（哪怕是精彩的）也仍然是在途中的言说——它是它自己衰败的证明。斯坦纳试图在词与物、语言和世界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这种理解未必能使二者抵达彼此，但却让看起来有些绝望的相互凝视产生了意义。

　　综观《语言与沉默》，斯坦纳超拔的智慧、流畅有力的文风所带来的快感，和批评对象的黑暗和沉重，构成恒久的悖论。越好就是越坏，而美妙的语言正是最完整地遮掩。除了一声叹息，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人或者世界，就像贝克特笔下那些张口结舌的人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奇特的是，斯坦纳是带着过人的勇气和热情去表述这令人绝望的远景的，对此，我更愿意相信态度而不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