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

  《老狼老狼几点了》是一则寓言化的游戏改写小说写出了当下人对时间的疯狂追逐。平静的村庄因为老狼的一块手表发生了改变,原本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们开始变得井井有条,所有人都在追赶时间的脚步,只有孩子才能享受游戏的状态。后来,大家想要超越时间,他们调快了手表,想获取更多的时间,连小孩子也拼命地往前奔跑,时间成为埋葬欲望和希望的坟墓,钟表幻化成一张血淋淋的大嘴,碾压过每一个人。“我”看见周围人眼神里的明亮一点点黯淡,最后,人们把门窗钉死,不让时间透进来,这样才保存下了永恒的回忆。这种寓言的写法借鉴于美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民间故事重新被赋予了野蛮的生命力,不再是皆大欢喜的结尾,残酷的结局使寓言重新焕发了原始的活力。
  现代社会的作息是“把人逼到死角里,任由它折磨、挣扎、发疯,失去最后一点尊严”,张悦然在小说里把“时间”具象化:“它是一种病毒,在身体里蔓延,吞噬着你的意志,将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是从这个主题开始,张悦然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一则简单的游戏被改写为时间毁灭记忆的寓言。在这个过程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隔膜所取代,从容被忙乱所打破,时间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而我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它的怀抱,独立性被消磨,青春也被埋葬在时间的废墟里。这本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涉及到现代性的发展,但张悦然用一则“轻”的寓言一击即中,翘起了一块我们不愿面对的石板。
  《家》的主题是“逃离”  它彻底抹去了青春文学的影子,在青春写作里,情感大于意义,宣泄大于解决问题,而《家》所要探寻的却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以及解决途径。裘洛、井宇和一只猫组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家庭内部是以物质来填充的,“10点钟,她来到超级市场。黑色垃圾袋(50x60cm)、男士控油清爽沐浴露,去屑洗发水,艾草香皂,衣领清洁液,替换袋洗手液,三盒装抽取式纸巾,男士复合维生素,60瓦节能灯泡,A4打印纸,榛子曲奇饼干。12点半,独自吃完一碗猪软骨拉面,赶去宠物商店,5公斤装挑嘴猫粮,妙鲜包10袋。”张悦然冰冷的笔触像一台摄影机,忠实地、事无巨细地描写女主人公的采购清单和日程表,体现了这个家庭的现代品质,也这使得从前热爱伍尔芙的裘洛变成了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生活也变成了机械操作。这个家庭具有普遍意义,它之所以靠物质填充,源于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既没有婚姻的维系,也没有子女的诞生,它是一种中国新兴的家庭结构,具有不稳定的独立性。
  “80后”作家由于缺乏历史感,在时间上无法纵深延展,但却在空间上游走自由,裘洛很快闯入了中产阶级空间,“欧式洋房,有那么大的私人花园,夜晚安静得让人不觉是在人间。一屋子的古董家具,各有各的身世,比祖母还老的暗花地毯,让双脚落地都不敢用力。所有的器皿都闪闪发光,果盘里的水果美得必须被画进维米尔的油画,再被卢浮宫收藏,她攥着酒杯的时候心想,还从来没有喝过那么晶莹的葡萄酒”,小说对更富庶空间的呈现充满了嫉妒的感情,但同时“她在憎恶一种她渴望接近而抵达的生活”。张悦然有层次地写出了当下青年人的心理:对庸常生活的无感、对更高生活向往又憎恶的矛盾。在这种纠结的心理下,裘洛选择了离家出走。
  有趣的是,感受到这种现代家庭危机的不光是敏感的女性,男主人公井宇同样如此,他在信中对出走有一番告白,“我知道我不应该对现在生活有什么不满。这的确是安定殷实的生活,并且肯定会越来越好,但我不能去仔细想这个‘好’到底是怎样的好。一旦去想,我立刻觉得这个‘好’毫无意义。我逃避的,可能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为了避免重复,井宇的出走是以保姆小菊的视角呈现的。一个乡下保姆突然有机会独占这个现代家庭,反讽地审视两个现代人的选择,同时也有机会反观自身的生活,“她在想,城市里的人,活得真是仔细又挑剔,一旦发现生活有问题,立刻就要改变。像她这样的乡下人,倒也不是缺乏改变生活的勇气,只是日子过得迷迷糊糊,生活有问题,自己也看不见。”一旦进入了现代空间,一个浑身草味的保姆也开始对主体性进行反思,她决定断绝与老公的关系。在获得这种勇气后,保姆小菊更奢望“登堂入室”,成为这个家真正的主人,“她快活地迷失”在这个家里,虽然在钱和自由的选择中她无法给出答案,但暂时搁置、纯粹享受,却是小菊主动做出的选择。
  张悦然在《家》里第一次如此贴近当下现实,选择了汶川地震作为两个现代人的归宿:裘洛和井宇不约而同地去往灾区,寻找自我生活的意义。这是“80后”第一次以正面的形象记录作为历史事件的汶川地震。志愿者中,有些人是为了救人,有些人却是为了自救,但无论如何,这个群体都在小资产阶级的梦境破碎后重新思考与大时代的关系,努力融入大时代中。融入过程中的碰撞不是张悦然想要探讨的问题,她更关心的是,如何逃离小资产阶级这个虚幻的梦境,小资产阶级梦碎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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