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意思也极好，虽然谈的不是诗。英年早逝的吴方《文人的命运》（收入《世纪风铃》时题为《写作的命运》）令我当年一读即喜欢上作者，因为他对沈从文弃文转向的评说是：“敢舍。”“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顺应自然的态度，与梁实秋的“入世稍深”一说正暗相对应。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种初民的坚执淳朴，现今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得以体现。对其他人来说，纵因顺应自然，洞见真相等而弃诗戒诗，但能真诚地爱过，能依依留恋临别秋波，分手之后能真心地关注和温情地回味，便也算是诗——或者还有其他——的安慰了。

　　读书可以这样沉重

　　《朗读者》，一部出色的影片。故事中有乱世的“不伦之恋”，有人性的悖论，有二战及其后关于纳粹问题、关于道德责任的历史反思等深刻的内容，而我，还特别留意其中一条同样沉重的线索：读写。
　　那个妇人，用身体开启了少年的男性世界，同时让他用朗读文学作品来抚慰自己的心灵，打开另一个世界。因为她是个文盲。为了掩饰这一点，她不惜放弃从蓝领升迁到白领，离开原来的生活，进而不作解释就离开了那少年；　更不惜在战后法庭上认领了超过自己罪责的惩罚——对她来说，不懂读写，是超越—切之上的羞耻。
　　自然地，他恨她，为了少年之爱莫名受挫，也为了对纳粹的普遍仇视，遂断绝了与阶下囚的联系。但那段青春初期的隐秘之爱，永远成为心中的温柔和痛楚，此后结婚复离婚，生活中始终有着往事的影响。多年之后，他终于回到故乡，在老屋中看到自己当初为她朗读过的书籍，感慨万千，情不能已，重新朗读起来，把录音磁带源源不断地寄给狱中的她。那是孤苦的她忽然而来的慰藉，已入晚年的这妇人，由此竟学会了认字、写信。那也是他的有情有义，为一份孽恋，也为文字与文学、为书籍与阅读，添上了一抹人性的温暖。
　　但亦仅此而已，他仍坚持不探望，不接触，不回复她的来信，直到她临出狱前，应监狱方面的要求，才去见了她一面。
　　一面之后，出狱之前，她自尽了。这里有爱的失落（见面中，她应该感受到他在情义之外的隔阂），有对自己罪疚的认识，有对适应社会的恐惧（尽管他已为她安排好了一切），但恐怕还有一种终于可以放下的解脱：她已抹掉了自身最大的羞耻——读写。她自尽的辅助工具，便是从监狱图书馆借阅的一大堆书。
　　读书，可以与命运、与生死结合得这样沉重。
　　至于他，在她出事之后的态度既有恨，有拒绝，也有永难舍弃的牵连。那段一个少年之夏就抵受一生的爱，让他终身沉浸，不时恍惚迷惘，难以从往事中挣脱，甚至与家人疏离。有一回，老年的他对女儿说：抱歉我没有与你好好沟通相处，向你敞开心扉，事实上，我没有向任何人敞开过心扉。女儿说：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与别人有距离是我的错呢。他用忧伤的眼光凝视着女儿，轻轻地说：你又能错到哪里去呢？——这情景、这句话，让我心里一痛。是啊，连身边的血脉之亲都排解不了，都无法分担，甚至，都不沾边的，那是怎样的一份隐痛心病。
　　与既看过这电影又看过施林克小说原著的知己朋友谈起，感触相近。朋友告知，那段父女对话是原著没有的——有评论指出，电影淡化了小说的历史思考，作了一些删改。这也是改编的必然，但这个细节的添加，则见出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的功力了。
　　这样的故事，该明白的人是会明白的。

　　不提也罢的巴黎梦

　　《革命之路》，导演门德斯延续了其成名作《美国丽人》那种平淡家常中触目惊心的中年危机，男女主角则是继《泰坦尼克号》十余年后再次合作，所以不少论者都意识到了：如果那个海难中的爱情故事发展下去，如果当初两人都能获救，上了岸大团圆结局，那么，等着他们的，就是《革命之路》上的情景——他们成了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住在名字反讽的“革命之路”舒适小区，过着光鲜而浑噩的生活。
　　但女主角的青春激情未泯，她总想与别人不一样，渴望摆脱庸俗现实。她鼓动丈夫抛下一切，迁居巴黎，到那个代表理想、文艺、希望的城市，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美国文化人的巴黎情结，是颇有历史、颇成规模的独特文化传统。）
　　但随后，工作上的转机，加上妻子的怀孕，让他打了退堂鼓。两人为此争吵、指责，夫妻关系破裂。她仍决心延续巴黎梦、实现自我之梦，于是不惜自行流产，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