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拉子妇》之前，您写过《婆罗洲之子》，您什么时候开始创作？

    答：高中时，我写过几首诗，几篇散文，自己也没剪报，大概找不到了。高三那年，砂拉越有个“婆罗州文化出版局”（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好东西）为了促进文化的发展，特别成立的一个单位，专门出版婆罗州作家的书，语言不限，华巫英都行，每年有个比赛，奖金非常高。当时我想出国念书，家里穷，父亲说，我只能给你一千马币，以后就不给你寄钱了。所以，我大概用了一个学期，写中篇小说，叫《婆罗洲之子》，获得第一名，但我人已经在台湾念书了，他们就把奖金寄给我，刚好正是我最穷的时候。

    当时我住在台大宿舍，宿舍分成本地生宿舍和侨生宿舍，侨生宿舍比较贵，设备比较好，本地生的宿舍就破破烂烂的，我一心就想住本地生宿舍，没钱嘛，那吃饭怎么办呢？七点之后，人都吃完走了，我就从餐厅后门进去，吃人家剩下来的残羹剩饭和面。其实第一年还好，还有钱吃饭，第二年就不行了，所以，为了赚生活费，我很早就翻译，当家教，还好奖金寄过来了，不然就惨了，靠着那笔钱我过了一年。

    问：有大马评论家认为《拉子妇》的文字属于“马来西亚式”的语言，使得小说充满地域性的色彩，您觉得呢？

    答：对我来说，那个文字真的不好。台湾作家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觉得我的文字日益成熟，这是见仁见智，所以对批评家的意见看看就好，不要受到影响。

    问：《吉陵春秋》的文字比较古朴，干净，但之后，您就不再这么写小说，是不是文字绷得太紧，反而更难发挥？

    答：不是的，《吉陵春秋》的文字是为了那个题材而创造的，换了另一个题材就要换另一种文字风格，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海东青》，太怪异了。《大河尽头》则是把《雨雪霏霏》的文字再作调整，还不是写出另一种风格，我不能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之后的小说嘛，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同，考虑的文体就不一样，写完了，那样的文字就消失掉了。等我写完这三部曲，再写另一本小说时，作个预告，我想写武侠小说，那个空间一定要设定在中国大陆某个模糊的朝代，到时侯，也许《吉陵春秋》的文字又重现江湖了。

    小说就是把罪恶赤裸裸地呈现在大家面前，然后洗涤掉

    问：《雨雪霏霏》里提及您最喜欢的小说是《罪与罚》，“道德”一直是您书写的主题，可以谈谈您的文学观吗？

    答：时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笑）。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和忏悔。我曾经做错的事，我透过我的小说把它清除，用这个方式，对那些我伤害过的人，说对不起。所以我常常说，写小说是自私的行为，找一堆理由，为以前干的坏事作开脱。一生做过多少亏心的、违反人性的事情，都要一一去面对，去说对不起。

    《雨雪霏霏》里用石头扔狗的事情是真实的，虽然我写成长篇小说，加入很多人物情节等等，但书里的基本情节都还是真实的。

    我是处女座，从小就不喜欢肮脏，不是实体的肮脏，是精神上，情感上的那种肮脏。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呢？事实上，我不清楚。我写《吉陵春秋》，写一个神圣的夜晚，发生了一件暴力事件，一个叫长笙的女生受到侵犯，周围一大堆人却视而不见。

    这倒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有时候，文学是非常奥妙神秘的东西。第一个意象是怎样出来的呢？初中时，我常在马路上看到一个老妇人弯腰驼背，顶着一头白发，背着一个包袱，像幽魂一样，慢慢地沿着我家的路走下去，不晓得去哪里；放学后，又看到她背着背包慢慢地从我家门前走过，往回去，去哪里也不知道。烈日下，一个老太太背着一个红色的包包，独自一个人早晚走过一条很长的大石头路，被太阳刺伤，这个印象在我心头储藏了很久。在美国，一次下雪的时候，我走路回宿舍，那个熟悉的情景又出现了，婆罗州烈日下的空荡荡的泊油路和一个老妇人背着一个红色背包走过去。所以一开始，我以老妇人作主人翁，开始想故事，为什么老妇人天天会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她无家可归？接着我联想到古晋市有一条街，叫万福巷，卖棺材的，故事慢慢就出来了，我把这个老妇人安排在这个故事里，有个儿子和媳妇，长笙这个女主角就出现啦。

    然后，要安排这个清纯女子被侵犯，那时空背景格外重要，空间当然是在万福巷，红灯区；时间我找一个神圣的晚上，才能和邪恶对垒嘛，这我想的比较久，结果还是灵光一现，安排在迎神的夜里，而且不是普通的神，不是土地公，或是上太祖，是观音菩萨，中国人认为很神圣的一个母神，眼睁睁看着一个女孩在祂面前被强暴，张力就出来了。所以我刚刚说的文学是洗涤，是想通过小说把罪恶赤裸裸呈现在大家面前，然后洗涤掉。

    之前我说，有婆罗洲三部曲，第一部是《雨雪霏霏》，第二部是《大河尽头》，第三部一定会写。这三部，算是我对生活在婆罗州的一个整理，也包括清除掉了心里的东西，完成后死得瞑目了，可以安心的走了。我总觉得自己亏待了一些人，欠他们一声道歉，我不晓得能用什么方式，也不晓得他们身在何处，所以只能用我的小说跟那一些人说对不起，永远地说一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