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现代小说的传统里，李永平其人其文都是相当特殊的例子。李永平生长于东马婆罗州，1986年负笈来台，就读台大外文系。1972年，他凭短篇小说《拉子妇》赢得注意，从此创作不辍。1986年，他推出《吉陵春秋》，以精致的文字操作，复杂的原乡想象，引起极大回响。

    李永平这位来自南洋的“侨生”，一心向往中国。但他心目中的中国与其说是政治实体，不如说是文化图腾，而这图腾的终极表现就在方块字上。李对中文的崇拜摩挲，让他力求在纸上构筑一个想像的原乡，但在这个文字魅影的城国里，那历史的中国已经暗暗地被消解了。

    与这一中国想像相对应的，是李永平对女性的深情召唤。这一女性最先以母亲出现，到少妇，到少女，再到女孩，李永平一路回溯到她最原初、最纯洁的身份，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写出他的怜惜爱慕之情。然而女性的成长、堕落与死亡却往往是他的作品必须一再面对的后果。换句话说，他的女性书写总成为不得已的后见之明，一种徒然的伤逝姿态。

    李永平的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形成了他的世界里的三位一体。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坐实了李的文学意识形态，也生出无限空虚怅惘。原因无他，他的书写位置本身——漂流的，孤独的，“没有母语的”——已经预设了种种的不可能。

    李永平来台之前，已经开始创作。但他文学事业的起步，应是在台大求学期间。如他的自叙所言，英美文学的训练，还有外文系师长如颜元叔、王文兴的启发，都曾使他大开眼界。他的《围城的母亲》、《拉子妇》等作一出手就显得老练世故，并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李永平初次下笔，就先回归到他生长的婆罗州，显然那里有太多他所熟悉的人事风景，赋予他书写的灵感。从这一角度来看，他呼应了传统乡土作家的路数：离乡是乡愁的开始，也是原乡文学的起步。但李永平的例子要复杂得多。尽管生于斯，长于斯，婆罗州只是他和他的家族的客居之地。跨过海洋，还有一处大陆——中国——耸立在地表彼端，那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从一开始，李永平的原乡想象就不能摆脱幽灵般的多重存在。这是移民或漂流者的宿命，而当李一心一意要“正本清源”时，自然得为此付出代价。

    《拉子妇》出版后十二年，李永平推出了《吉陵春秋》。这些年间他留学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想来又是另一种异乡经验。《吉陵春秋》由十二则短篇组成，各篇自成格局，合而观之，又相互呼应，俨然有长篇架构。全书以一桩奸杀案为主线，写一座小镇里的败德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后果。李永平的原乡叙事在此有了大胆转换。《拉子妇》时期的婆罗州风土逐渐远去，他笔下的吉陵镇既有南洋情景，又透露北方特色；既充满乡土写实符号，又处处令人难以捉摸。李显然充分利用了他的原乡灵感，营造出一个即真即幻的叙事策略，向他的中国挺进。

    论者对《吉陵春秋》多有好评，或谓之“一个中国小镇塑像”，或谓之“山在虚无缥缈间”。而书中精致细密的文字意象，更能吸引有心人细作文本分析。我却认为《吉陵春秋》不妨视为一场精彩的特技表演，藉此李永平把他的乡愁一次出清。以他的路数而言，乡愁最后的归宿就是文字，而文字之为用大矣，岂可儿戏？归根究底，李永平是以现代主义的信念与形式，重铸写实主义题材。但我们必须警觉，当李永平刻意建造他的纸上原乡，用文字把它经营得密不通风时，他其实在建筑自己的“围城”。而我们的下个问题是，围城里的母亲何在？

    《吉陵春秋》最重要的母题是女性——及母性——的沦落。在吉陵这座封闭的小镇里，欲望横流，邪恶四下蔓延。不论是美丽贞静的少妇，还是人尽可夫的妓女，都难有善终。生育与死亡成了冤孽的循环。早期李永平塑造的母亲形象失去了救赎的能力，自己也不能被救赎。李记得小时候在家乡不时撞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孑然一身，如幽灵般的游荡。“她从何处来？往哪里去？她驮在背上的那个沉甸甸红包袱里头装什么东西？隐藏什么秘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老妇人是《吉陵春秋》里的刘老娘的原型，而刘老娘是个一切被剥夺殆尽的母亲，一个绝望的母亲。《吉陵春秋》由此泄漏李永平的心事。他最终要写的乡愁就是一种创痛：母亲的创痛，人子无能为力的创痛。

    李永平花费大力气构筑一个完美的文字原乡，但他诉说的故事却是背道而驰。我认为这不只是李永平给自己下的美学挑战，也指向文本之下、之外的意识形态吊诡。他的叙事形式与叙事欲望相互纠缠，难以有“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他所沉浸的现代主义在形式和内容间的永不妥协，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往里看，我要说如果李永平写作的终极目标在于呼唤那原已失去的中国/母亲，付诸文字，他只能记录自己空洞的回声。他的一无所获，不是叙事成败的问题，而是欲望（或信仰）的得失问题。

    （摘编自《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