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伊始，《吉陵春秋》的简体版本终于与大陆读者见面，此时，距离1986年的初版，已过去了二十七年。面对这样一个传统的乡土文学题材作品，我们不禁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对今时今日的读者而言，《吉陵春秋》还有现实意义吗？还具备可读性吗？

    《吉陵春秋》一鸣惊人的时代动因

    1986年，处女作《吉陵春秋》的横空出世使李永平在台湾文坛一鸣惊人，不仅获得了余光中、龙应台、王德威等大家的肯定及赞扬，其余威甚至延续到新世纪，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的评选中，《吉陵春秋》赫然在列。这个出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今属马来西亚）的海外游子，以“边缘人”的身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吉陵春秋》的诞生及成功，可以说是偶然，更多的却是必然。

    八十年代的台湾，正是渐渐解除“党禁”、“报禁”，取消审查制度，民族和民主意识抬头的时期。这一时期，台湾的文艺界百花齐放。校园民谣风行宝岛，其影响力波及整个华人世界；电影界的“新浪潮”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佳作频现，涌现出了如杨德昌、侯孝贤、陈坤厚、王童等电影大师；文学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思潮，逐渐发展为都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并驾齐驱、平分秋色的局面。综合看来，当时的文艺界，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音乐、电影创作，都以“关怀现实”“回归乡土文化”为基调，尽力涤除靡靡之音对时代文化的消极影响。

    尽管九十年代中后期“乡土文化”被台独势力片面歪曲和宣传为“台湾本土文化”、“去中国化”的涵义，但是在八十年代，它的初衷却是为了找回“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归属感而发声的。

    当时，由于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台湾人多有一种异乡漂流的边缘感和放逐感，在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中，迷失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渐渐演化为一种心灵深处的焦虑。受六七十年代西方嬉皮士文化的影响，台湾出现了文化断层，无论是作为新生代的原住民和新移民的外省人，都纷纷选择从久远的传统和历史中出逃，从时代的断裂和文化的夹缝中出逃，到西方文化中寻找认同感和心理安慰。结果在多元文化形态和中西价值观取向的冲突中愈发迷失了自己。

    “回归乡土文化”的口号，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大环境而诞生的。

    当时的文坛，正在等待和呼唤这样的一部作品。它要能理解边缘人的心态，又要能够对故土文化情感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和共鸣；它的作者要有着跨文化的敏感，又要在传承传统和接纳现实的平衡中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和理解。

    终于，在1986年，台湾等来了李永平，等来了《吉陵春秋》。超出人们期望的是，他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淫日久，又对本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甚至比台湾还要远，因此，他看事情的角度更加客观，既不谄媚，放纵自己的思乡之情而美化一切事物以致失真；也不作践，在揭露人性丑陋麻木一面的时候不忘悲悯之心，不轻易归罪于传统之弊。

    因此，《吉陵春秋》虽然不是一曲思乡赞歌，但却因其客观的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脉而成为那个时代文坛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