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抑的欲望，横亘千年的希伯来思潮

    阅读《吉陵春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两部作品，一部是李昂发表于1972年的小说《杀夫》，一部是杨德昌导演的著名作品《牯牛岭少年杀人事件》。它们的共通点在于，都试图探讨被压抑过度的人性，将会以怎样惨烈的形态爆发和释放。几乎同一时期诞生的这三部作品，题材上的“撞车”颇有可玩味之处，这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信号，象征着人们对处于传统宗法社会中人性异化的反思，也有着“人性解放”的呼声蕴含在内。

    吉陵镇只是一个有5000多户居民的封闭的小镇，封闭的状态使其能够长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相反也意味着，一旦有事情发生，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那一天成为了吉陵镇的转折点，长笙的悲惨遭遇像一枚扔进死水中的石子，使整池水一环扣一环地漾开了波纹，拉开了整出戏的序幕。十二篇短篇小说，看似独立成章，实则环环相扣，内里又因聚焦分章节的主角而分为四辑，每辑各有三篇，又分别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篇中篇，构思可谓奇巧。

    作者用每一辑的三篇故事来讲述一个事件，可以说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角度，类似于“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多元视角。例如在第一辑“白衣”中，《万福巷中》刘老实母子眼中十恶不赦的孙四房的跟班们，在《日头雨》里换了视角来写他们的内心愧疚与怯意，就让人生出了同情；在第二辑“空门”中，《人世风情》和《灯》里的寡妇张保葵，因为对门油铺胡四媳妇的言语羞辱而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读者会对那个庸俗的妇人充满了鄙视。等到了《十一这个娘》这篇中，读者们赫然发现，那个镇日里骂骂咧咧的泼妇，竟然也有过和男人说话都会羞涩的抬不起头的少女时代，而她，是一点点的被命运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样的写法使故事更见成熟与饱满，不存在绝对善恶的领域，人性，也绝非单薄的纸片。

    几千年来外儒内法的社会体制，使得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二元对立撕扯着人的灵魂，人一方面认为欲望，特别是性欲，是羞耻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所不能抑制的天性，又时常为这些无处宣泄的欲望而困扰。在吉陵镇上，每个人都只是被欲望驱使的奴隶，在自己的舞台上，扮演着牺牲者的角色，又反将无法倾诉的痛苦化作对他人的恶意和羞辱，正应验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的说法。

    木心说：“世界两大思潮，希伯来思潮和希腊思潮。前者苦行、克制，重来世，理想，修行，但做不到，必伪善，违反人性。后者是重现世，重快乐，肉体、欲望、享受。世界历史总是两种思潮起伏，很分明。唯中国没有希腊思潮，唐代稍有点。中国非常非常不幸。什么事都是例外。”压抑了太久的情绪，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交汇的临界点上，已经濒临爆发。李永平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他笔下《吉陵春秋》的众生相，正是与木心观点不谋而合的文学阐述。

    永恒的“吉陵镇”，永恒的中国

    描写中国人在海外生存或奋斗经历的作品屡见不鲜，但往往作家在写作时容易陷入异国风情和异域见闻的窠臼，以奇情逸事为卖点，文学价值不高，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可以划入此类艺术作品中。其中不乏名声大躁者，如虹影，如陈河，但是他们作品的个人烙印太深，属于“私小说”式的通俗文学作品，不具有形成广泛、深刻共鸣的基础。

    而这，正是《吉陵春秋》迥然于众之处。

    《吉陵春秋》里虚构的“吉陵镇”，本是以李永平生长的沙捞越为原型。但是他并没有描写南国风光或者异国女子，没有椰风棕榈，有的只是强悍的中国基因。在远离故土的这些日日夜夜里，民众行为中多余的修饰似乎被亚热带的焚风一点点刮走，剩下的，是支撑国民性的骨架，如此清晰丑陋，又如此迷人真实。那是绵延在他“出生、成长的那座赤道岛屿，曾经蛊祟一整个支那城镇，造成一镇人心惶惑不安、延续数代之久”的噩梦。《吉陵春秋》讲的是报应的故事--那亘古永恒、原始赤裸的东方式因果报应。这样的吉陵镇，恰似一个微缩的中国。

    因此，虽然以故乡为原型，但吉陵镇早已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一村一寨，它不仅存在于沙捞越，也存在于台湾，更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它虽然讲述的是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却让每一个中国读者感到由衷的熟悉，你会联想到沈从文，更会联想到鲁迅，因为他们都触及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李永平谈到创作初衷的时候说道，“吉陵”是象征，“春秋”是寓言，那些几千年来无人记载却在民间生生不息的欲望和残忍，浓缩到了十二个短篇故事中，映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