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作品里总会有意无意地探讨缘是怎么回事

    问：但一般上，学术界和评论者给您的定位都是马华作家，您怎么看？

    答：我很生气，我已经一再一再和台北文艺界提过了，我对“马华文学”这个名词没有意见，但李永平不是马华作家，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没切身关系的概念而已。

    另外，为什麽要把世界文学切成那么多块呢？香港文学，台湾文学，马华文学，画成一个小圈圈，又一个小圈圈呢？不就是世界华文文学嘛。评论者把我的作品归类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我很高兴，如果被称呼华文作家，我更高兴，但前面最好不要加上地域的名称，不管是台湾，或者马来西亚。

    我受过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训练，当然知道有学术考量，也明白切割成地域，在分类上比较方便，比较好处理。但我只是要求在处理李永平的特别案件时，用词稍微注意一下，一般评论者对马华作家的观察并不适用在我身上，在心路历程，政治观念上，我和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点不适合。

    问：现在的学术界不太愿意把区域文学都归纳在一个大中华文化的系统里，对吧？

    答：这个我知道，因为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里，马华文学算是弱势，人数比较少，声势也比较小，如果为了突显自己的特殊性，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身份，所以要特别强调，我是了解的。

    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用马华作家来称呼我，我根本不是。很多人问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马来西亚人，我干脆回答说我是广东人。我只能这样回答，不然怎么办。说老实话，我又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又是马来西亚人，我和他们讲这个，他们不懂得，最好幽默一点，我是广东人最好了。大家会心一笑就不再问，所以成了我的招牌答案──是吗，我是广东人。

    问：台湾的环境在您的文学历程上，提供了什麽样的养分？或者对您的改变是什么？

    答：来台湾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我在砂拉越成长，受教育，对文学懵懵懂懂，根本不懂得文学是什麽，进入台大外文系才真正接触到文学，才知道写小说不是写一个故事而已，是有意思的，还是境界极高的艺术啊，这是我的启蒙，是在这个特殊环境里开窍的，当初如果念的是其他科系，就没有李永平这个作家了。当时台大外文系正是台湾文学的重镇，早期有白先勇，陈若曦，颜元叔教授，余光中老师在师大教书，在台大兼课，还有其他很多很好的文学教授，带动一波风潮，我是在那个环境学习，除非我太不敏感，否则在那个氛围下，四面八方的养分太多了，自然就会走上创作，那些年是我一生里心灵最丰富的收获，我是被薰陶养成的一个小说家。

    之后就是到美国学院受正式文学的训练，那是硕士博士学位，是理论啊，对我创作帮助不大。所以我说创英所的学生，理论可以理解和学习，但千万别让它牵着鼻子走，否则绝对写不出好作品，毕竟写作不能按照公式来完成，所以我这一生受到的文学教育，是来自台大外文系的那九年。

    问：可是您一开始下笔就已经很亮眼了，到台湾之后的第一篇小说《拉子妇》又格外得到颜元叔老师的推崇，您不觉得您是天生写小说的吗？

    答：不，我只是幸运。写小说是一个机缘，我经历各式各样，中国人讲的机缘啊。《拉子妇》就是一个偶然，大一暑假闲着没事，打开校刊社办的报纸，有文艺栏，好奇嘛，在台大外文念了一年，开始对文学有兴趣，就想看看他们写得怎样，一看，不觉得怎样，心想我何不自己投投看，看看自己写得怎样？

    我是南洋来的孩子，中文程度不好，大一上国文课，老师看我的作文，用字遣词特别粗浅，他看不懂。但我想，毕竟我上过王文兴的课，他强调细读，短篇小说一讲四五个礼拜，一个字一个字分析，所以我在技巧上一定比他们好，就用了两个晚上来写小说。刚巧那天我接到我妹的信，提到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原住民，达雅克人，死了，我联想到童年发生的事情，有如神助，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草稿嘛，第二天整理结构，修改文字，第三天就投给《大学新闻》。之后刊登出来了，一万字，所以是一整版，颜元叔老师看到了，当时他是外文系主任，把我叫来，问我的出生，经历和兴趣等等。他说，“永平啊，你这篇未成熟的作品里，我看得出你的潜力，如果在外文系好好吸收养分，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蛮好的作家。”他平常不看《大学新闻》，偶然翻一翻，看到《土妇的血》，题目蛮特别的，本来想瞄几眼，怎知一看就看完了。后来他建议我改成《拉子妇》，这篇小说，对我一生很重要。

    机缘，对不对？所以我年纪越大，就觉得机缘非常美妙，冥冥中好像有一个力量，你会遇到哪些人是注定的。中国人讲贵人，南洋来的穷孩子能坐在这里，年近六十年，遇见很多贵人，所以我说我一生是由贵人构成的，每次碰到困难，走投无路，甚至想结束生命时，总有人走出来拉我、推我一把，让我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在作品里头总会有意无意的探讨缘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