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一定会影响心境，心境一定会反映在作品里，我不是刻意要写浪游小说，《海东青》原本想写一个南洋来的人对台北市的感受，写着写着变成浪游了。写完《海东青》上卷，我就决定不写了，可是后事要交代啊，所以写了海东青的女主角朱鴒的心境，这个八岁的小女生，单纯又天真，在台北红尘都会中流浪，但这不是当初的构思，写下去之後却又成了一个浪游的故事，因为当时作者就在浪游中嘛。

    台北市有十二个行政区，我几乎每个地方都住过了，离婚以后，我居无定所，本来有一栋房子，给了太太，自己租房子住，在东吴教书的时候，住在西门町，那像东京的新宿，是少年活动的地方，一个老教授住在那里（笑）。我的个性，不能在一个地方住二十年，我朋友说，李永平是天生浪子，喜欢漂泊不定，一直在路上，有一个定点他反而会恐慌。对，所以才会有朱鴒漫游的小说。

    《海东青》和《朱鴒漫游仙境》的小女生，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台北市。因为我熟悉，去过、住过这些地方，很自然就在笔下呈现出来了。《雨雪霏霏》也还是浪游故事，敍述者带着朱鴒从台北的一个区沿着河到另一个区，如果你打开地图来看，那一天晚上的旅程几乎是台北的三分之一，一路漫游，一路讲故事，一共讲了九个故事，就构成了一本书。那本书讲述了我在婆罗州的童年生活，我的成长经验，可是整个架构还是浪游。

    我把《雨雪霏霏》视为婆罗州三部曲的第一部，写我从小到十二岁左右的生活。我这个年纪了，该用文学好好整理我在婆罗州的经验了。既然第一部有了，那第二部，我想要处理我的少年时代，所以《大河尽头》又是浪游的故事，我一生都是在浪游嘛。可是，《大河尽头》和其他作品的分别是，《海东青》、《朱鴒漫游仙境》、《雨雪霏霏》是真正浪游，浪游是没有目标的旅程，《大河尽头》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一开始读者就清清楚楚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大河尽头的那座山，马来话叫峇都帝坂。在我人生浪游最後的阶段，有个目标就在眼前，就好像我这一辈子的浪游终于找到了目的地。

    问：这个目的地，是指在您的创作生涯中，马来西亚还是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离开多年，会不会自觉有疏离感？

    答：我这辈子没有接近过马来西亚，没写过马来半岛，只写婆罗州，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很难理解，在身分认同上，你们从小就认定是马来西亚人，我却在大英帝国殖民地长大，拿英国护照，後来成立马来西亚了，我需要一个身份，才拿马来西亚护照，可是心里没办法当自己是公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样冒出来的，到现在还在疑惑，所以离开后就没有再回去，尤其婆罗洲已经变成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了。

    从美国回台湾教书后，我开始申请台湾护照，困难重重，我太太是台湾人，照理我是配偶，应该很顺利，但我花了三年时间，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三十多岁了，在台湾前后待十几年了，才拿到台湾的护照，一拿到护照，立刻到台北市的马来西亚代表处，宣誓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当场签字。

    所以，什么疏离感的东西，我看不到，我不了解啊。如果有疏离感的话，应该是真实的生活经验，是特殊的一种政治现实造成的，所以我不想回去了。

    其实，我小时候去过一次马来半岛，刚独立不久，吉隆玻的旧火车站还洋溢着英国风，讲究秩序，清洁，优雅，印象不错，还蛮喜欢的。但也只有这一次的旅行经验，叫我怎样处理呢？马来半岛又是马来西亚联邦最重要的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去书写的题材。但对于砂拉越和沙巴又不一样，我对婆罗洲的感情非常深厚啊，我是喝婆罗洲的水，吃婆罗洲的米长大的，不是吃马来半岛的米，喝马来半岛的水长大的，你不能要求我有什么深厚感情，大量描写马来西亚。对吗？那是很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