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为何决定写信给李笠?
马悦然:我不在乎李笠对我的人身攻击,但是他的那首《写给……》(指李笠11月5日发表于新浪博客的《给一个和老头结婚的年轻女人》)是侮辱我的妻子的。李笠那两首攻击我跟我妻子的诗文,不是一个翻译家讨论问题的方法跟态度。我在信中表明我对此事的态度。以前我只认为他是不好的诗人,很坏的翻译,现在还知道他是心恶的人。
文汇报:这件事的起因似乎是您在上海的记者群访会上说之前翻译特翁的作品有一些错误,因而激怒了译介了中文版《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李笠。
马悦然:我指的是有些译本有错误。但这不代表这些译本不可读,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翻译的优点缺点,以及自己的编辑与诠释。正如你在上海的记者见面会上亲眼所见,我没有提出任何一位译者的名字。就像《道德经》的英文译本有一百多个,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特翁诗作的译本。特别是我选择了特翁中风以后的诗作。我在上海的演讲,从未指名道姓任何一位译者的译本有哪方面的问题,我只说过,现有的特翁译本有些错误,比如英文版《道德经》有一百多个译本,我需要自己翻译一个译本。其二,上海之行,我不但从没说过李笠的译本出错,相反的,在复旦大学演讲《我为甚翻译特翁的诗作?》我朗读比较过李笠、董继平两人翻译《风暴》这首诗,李笠这篇的译文节奏感比董继平好。他有优点,也可以夸奖。
我要强调的是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关于特翁的徘句中您译为“紫藤”而李笠认为应该是“牛舌草”的植物,瑞典文原文到底是什么?
马悦然:我每次翻译作品遇到植物学方面的问题,会请教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著名植物学专家Bertil Nordenstam,收到你的提问,我立即发电邮询问他,自己也上网查过,答案是相同的,我翻译的“紫藤”跟李笠翻译的“牛舌草”,拉丁文同属Echium(蓝蓟属,——记者注)。
文汇报:李笠认为您将书名译为“巨大的谜语”是“把诗人的精神世界降低到了小孩猜谜语的境地”,对此您有何见解?
马悦然:“谜”在汉语里头少用来当名词,“谜语”是个名词,也符合“Den Storagatan”(诗题是名词指定式),另外,“巨大的谜”,不如“巨大的谜语”听起来有原题相同的节奏感。诗歌的节奏跟形式也是有意义的。
文汇报:正如美国诗人T.S.艾略特在中国有若干个译本一样,特翁在中国也已经有了来自于李笠、董继平、黄灿然、马悦然等的多个译本,这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选择困惑。您有何建议给中文读者?
马悦然:我没有任何建议,请读者自己判断。我在《巨大的谜语》序文已将翻译者的责任说得很清楚,我很愿意读者多理解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与译文的读者负责任。你也可以发现我在自己的序文从来没有批评过李笠。
“院士们理解我的报告”
文汇报:有传闻称您曾以群发信件方式在瑞典文学界表达了对李笠翻译水平的不满,此事属实吗?
马悦然:李笠攻击我的诗文写到,我给瑞典文学院“一封长长的诬告信”。我要澄清:这不是一个信件,而是一份研究报告,对象是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报告给每位来开会的院士,也寄送给李笠本人跟李笠的瑞典出版社,没有其他瑞典文学界人士阅读过这份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篇书评报告。主题是李笠翻译谢尔·埃思普马克院士的诗选《黑银河》,我将李笠翻译的中文译诗中错误的部分全部翻成瑞典文给院士们看,这是一个范本,一个不尽责任的译者如何“谋杀”了埃思普马克的诗作。
这不是一个诬告信,而是一份学院内部登录的讨论报告,我很花费了一些时间撰写这篇书评报告。我没有寄给学院以外的人,因为我不愿意向外界扩散李笠翻译出错的问题;我也必须直接告诉李笠,他犯了哪些翻译上的错误,这是君子作为。他的回答总是将“李笠是一个诗人,而马悦然不是”作为翻译态度跟方法的推卸之词,美化他自己的怠惰,不查字典。埃思普马克是瑞典最大的诗人之一,院士们理解我的报告。过程就是这样。
文汇报:是否可以谈谈你们的译文相左的地方?
马悦然:李笠翻译《特朗斯特罗姆全集》我认为他还是比较用心翻译的,不像《黑银河》翻译的那么坏。我仔细读过2012新版四川文艺版本,比较重大的错误只有136处。
李笠译错有时候非常奇怪,举例《俄克拉荷马》这首诗(页125),“男孩说:/‘先生我知道我有车’/但我不想要了/你们是怎么看我的?”
这里男孩说的不是我有“车”,而是“先生我知道我有偏见”,瑞典文的偏见是fordom,车是fordon,这一个字的差别,李笠杀死了特翁的诗意。
看看董继平2003年旧版的译文,(页137,河北教育出版社)“男孩说:/‘我知道我有一种偏见,/先生,我并不想跟它留在一起。/你怎样认为我们?’”董继平不会瑞典文,我看他是依照最好的英文译者Robin Fulton的版本翻译出来的。
再看:
越狱者被抓。
他身上的口袋里
装满了糖果。(karameller)
(李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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