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是否怕得罪人，李笠反问记者：“你觉得我这首诗要写吗？如果我不写，就没这件事了，你也不会采访我。但这样好吗？不好。我不说，人家觉得李笠的译文糟糕就是事实。我必须说出来。我不是明哲保身的人。在某些方面我非常宽宏大量，但这种时候如果你忍耐就是纵容，必须以其之道还其之身。”他说这诗主要是写给中国作家看的。“别把马悦然当成救世主。马悦然这样的一个人需要袪魅。中国人不要把这些所谓汉学家当作权威，他只是翻译，借助老师高本汉的背景来吓唬人，散发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光环而已。”

　　从10月27日首发到30日定稿，这首《说吧，马悦然》前后修改了四次，比较四个文本，可以感觉到语气略微缓和，更有一些“信息量很大”的句子最终被李笠删掉了。他这样解释：“有一些我听说的事情，没有证实，在后面的版本中删掉了，因为不重要。无非我把他说得更坏一点。”

　　“紫藤和乞丐有什么关系？”

　　文汇报：您在诗中提到的“紫藤啊紫藤”是译错了，原文是什么？

　　李笠：瑞典文原文就是“牛舌草”的意思，和“紫藤”是两回事。原诗是意象，是牛舌草从柏油路当中钻出来，像是从柏油路上站起的乞丐。紫藤和乞丐有什么关系？那是很华丽的一种植物！我的译文里还作了中文性的创造，译为“牛舌草，牛草/从柏油路上站起/像一个乞丐”,后一句“牛草”意思是很牛的草，非常卑微，但具有生命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每首诗翻得完美无缺的，客观情况下，有几首翻得好一些，有几首翻得弱一些，这都是正常的。马悦然你不能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说别人犯了很多错误，把别人给否定了。我的不满主要是对他的态度，缺乏对翻译界的尊重。那我就要揭露：你的中文也就是soso。

　　文汇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应该相信瑞典汉学家翻的中文，还是懂得瑞典文的中国诗人？

　　李笠：当然应该相信写诗的人。马悦然竟然不懂得这一点。我就是要削削他的气焰。他这种架势背后是什么？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幽灵。德国汉学家顾彬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倾向。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他第一个发言过了就睡着了，根本不听别人说了什么。他们在中国有市场，和我们无知、自卑有关系。

　　我在想，马悦然那种自以为是从哪来的？我用瑞典文写诗我都没把握，要请瑞典人看一下，那么马悦然把他的母语译成非母语的中文，却如此有把握，这么自信，他的这种狂妄我想是被中国人的诺奖情结给宠坏了。我特别不喜欢马悦然使用“发现”这个词，他“发现”了中国的这个作家那个作家，这是殖民主义者的口气，就是“我看见，我征服，我是鉴赏家，我是伯乐”的意思。他说的还是上个世纪的话，骨子里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

　　如果我是马悦然的话，在记者会上合适的措辞应该是：“我非常喜欢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我提供我翻译的版本，读者可以参考比较”，谦虚一点，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语言。

　　特翁得奖后，我又花了五个月时间重新翻译、校正，再次出版修订本全集，我凭的是什么？是对诗歌的认真和热爱。我对自己说：译出特朗斯特罗姆的气息和脉搏！把它们翻得像崔颢的《黄鹤楼》那样优秀。我也是有一种野心，要翻成一个绝版，没有人超过我，你知道有一位诗人叫臧棣，他对我的评语是“发明了汉语的特朗斯特罗姆”，确实是这样，我的语言风格影响了很多人，一代人啊。我创造了特翁的诗作的汉语版本。马悦然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呢？尽到这儿摆着殖民主义者的姿态。

　　文汇报：至少你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找到了特翁的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

　　李笠：他从我那儿偷的，我翻译了那么长时间，这个美学观是我研究的东西，早在他谈话之前我已经写过了。他想炫耀他的汉语，但弄巧成拙，有几首还凑合，整体看来却没有骨架，没有力度。特翁是很有力量、很有力度的诗人。温柔的诗人不等于温柔的语言，不谈这些了，简直没法说。

　　文汇报：马悦然的译作和您的译作互有出入的地方还有哪些？

　　李笠：有位朋友在做，前两天我们还做了英，瑞，汉三种译本的对照。马译很糟糕。材料在朋友那儿，现在还给不了你。

　　（采访稿经受访者审阅）

　　马悦然：“这不是翻译家的态度和作为”

　　弓拔弩张气氛中，也许最置身事外的就是特翁本人了。自1990年中风后，他沉浸于用左手弹钢琴与写诗的宁静之中。他应该还不知道，或者不必知道，马悦然——相识五十年，1983年开始将他的诗译成英文的老朋友，和李笠——1987年首次和他见面，交情甚笃、翻译了他的诗歌全集的中国译者之间，正在爆发一场以保卫他的诗歌为由的战争。

　　“我们并不愿意参与争论。其实李笠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马悦然会客观写一篇对于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书评。”马悦然夫人、学者陈文芬对记者说。答应接受采访几个小时后，马悦然的电子邮件于11月6日凌晨发送至记者的邮箱，并附有以瑞典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比较的李译特翁徘句错误报告。

　　在同一天，马悦然正式起草一封信件通过航件邮件形式向上海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