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成长小说与欧美民族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那么二战后众多殖民地的独立又为成长小说带来了怎样的新气象呢？1979年，来自特立尼达的作家奈保尔的《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面世，小说讲述主人公萨利姆远行非洲，在某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小国经历种种离奇故事。两年后，出生于印度孟买的拉什迪出版了长篇小说《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主人公也叫做萨利姆，与1947年独立的印度同龄，而他的经历无不一一影射着战后的印度史。两部小说不仅主人公同名，而且同样传达了对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反思和批判。两位萨利姆的成长故事都颇为悲惨，非洲萨利姆被困于战乱，印度萨利姆流亡丛林，我无意于批判两位作家的悲观情绪，他们所讲述的“失败”故事恰好向我们警示了殖民主义的不散阴影：即使摆脱了直接的殖民统治，前殖民地国家能否照搬欧美的民族-国家模式？后殖民主义成长小说的“失败”主题督促我们进一步反省人文主义乃至整套现代主义话语。这一切正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之言相呼应：在殖民地国家，完全以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来争取民族独立，难道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此类推，在殖民地国家，以西方的成长小说模式来写成长故事，在制造悲剧文本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文学中的悲剧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现实中的矛盾，殊不见卡斯托援引阿多诺的“负面辩证”（negative dialectics）来论证“失败”的积极意义：正是文学中的“失败”批判和挑战着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

    女性主义对成长小说传统的挖掘和重建也强调这个“失败”。好男儿志在四方，可以成家、立业、卫国，行走天下；女孩子却只能以贤妻良母为Bild，即便反抗，也只有出轨、出家、出世这几条路可走。所谓的“女性成长”（female Bildung），与其是意气风发的growing up，还不说是陷入桎梏的growing down：如果遵循性别套路，那就没有独立自主可言；如果背叛性别期待，则只能步上死路一条。伍尔芙的《出航》虽然为主人公瑞秋安排了海外游历，可瑞秋的少女生涯却只能以婚姻为终点。小说安排她病死在回航和新婚之前，对人物而言是善意的解脱，对男性社会而言，又是无声的抗议。1983年，几位女性批评家共同编辑了文集《入航》（Elizabeth Abel, Marianne Hirsch, and Elizabeth Langland ed., The Voyage In: Fictions of Female Development,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3） 。显而易见，《入航》正是《出航》的变形，而文集的论点就是：女性成长小说直面男性社会中的女性失败，以入为出，以内心觉醒为社会变革之滥觞。入航的真正目标还是出航，二十六年后，当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的创作和研究都已蔚然大观（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我将在今后的文章里展开这方面的概览和讨论），马克威廉姆斯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女性成长小说》开篇便聚焦于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浮现》（Surfacing, 1972）。这部被盛赞为女性觉醒故事的小说里，女主角回到自己童年时曾居住的湖中孤岛寻找失踪的父亲，然而，从纷杂记忆中最终浮现出的，是她的自我意识。和伍尔芙的瑞秋相似，阿特伍德的无名主人公也沉溺于幻境与往昔，但她的沉潜其实是浮现的铺垫，浮现之后，入航转为外向，女性所求索的，正是拒绝她们的这个世界。有趣的是，马克威廉姆斯在讨论《浮现》时不忘点明：小说里浮现的是女性的自我意识，而小说本身则意味着加拿大民族文学（后殖民文学的一支）的浮现。我们又回到了席勒等人的个人-国族共建观，但现在的问题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女性成长小说能够毫无芥蒂地拥抱“育人立族建国平天下”的美学人文主义吗？国族构建需要殖民地民众充当永恒的他者，而国族内部的女性，又何曾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也许，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这所谓的“主体”。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成长与国族构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待新一代研究者去探索。

    行文至今，我们有必要发问：如果说成长小说研究早已不能被局限于德国甚至欧美范畴，我们在把视野拓展到亚非拉殖民地的同时，是否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另一方广袤天地？曾经的苏联曾经诞生了高尔基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一系列青年成长小说，而中国的《青春之歌》不仅描绘了革命新人的历练和成熟，还以女性为主人公。虽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归属于现代范畴，直接继承启蒙运动的理想，甚至仍然弘扬人文主义，长久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被一直西方学者所忽视，从中不难看出冷战两大阵营之间的隔膜，而这层隔膜，又何尝不是一方有待开垦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