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恩的身份》与成长小说的未来

    2002年，改编自罗伯特·陆德伦同名小说的电影《伯恩的身份》（The Bourne Identity）上映并大获成功，于是同系列的小说《伯恩的终极》（The Bourne Supremacy）和《伯恩的通牒》（The Bourne Ultimatum）也随即被搬上银幕。电影保留了小说的人物设置和部分情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再创作。小说讲述了中央情报局特工杰森·伯恩与恐怖组织头目“胡狼”卡洛斯之间的生死纠结。电影则摒弃了这条主线，另辟蹊径地把故事改编成杀人机器伯恩和国家机构中情局之间的恩怨，表面上政治激进，其实却更为符合“独立个体vs极权社会”的美国神话。被电影制作者有意无意地删除的是主人公伯恩的越战经历；当然，原著小说出版于1980年，而电影要靠高科技噱头卖钱，于是只能把故事往后挪。不论小说还是电影，伯恩都为身份所困，他有诸多化名，甚至数国护照，却因头部中弹而失忆，不得不苦苦寻觅“我是谁”。电影版里，他原本是精忠报国甘愿为国献身沦为暗杀机器的美军士兵；在小说中，他是因妻儿遇害而矢志复仇的远东外交官。原名大卫·韦伯的他加入了美军秘密组织“美杜莎”，在越南丛林中处决了组织内的叛徒杰森·伯恩，从此借尸还魂，以伯恩以及其他重重化身活跃于谍海。中情局为了剿灭臭名昭著的“胡狼”卡洛斯派出伪装成另一恐怖组织头目的杰森·伯恩，谁知卡洛斯使出反间计，使得中情局误以为伯恩背叛而痛下杀手。小说和电影都以伤痕累累的伯恩漂浮地中海上被渔民救起而开篇。他捡回了性命，却失去了记忆，曾经的成长看似一切归零，国家的规训和塑造却无处不在：伯恩全身多处整容，甚至在皮下植有银行密码（电影中，能够投影出密码的激光发射器）；他虽然丧失了记忆，却能够在受攻击时“本能”地以精湛的格斗术还击。这个人物已经没有个人成长可言，他只能够选择献身，而所谓的身份由国家机器一手打造。

    这样的故事看似极端，却只是彻底点明了威廉·迈斯特的境遇。联系着当年塔社和现今中情局的，正是几百年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如果说歌德的成长小说彰显着主体和国族的双重建构，陆德伦的伯恩故事则暗示了主体的消解和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式微和困兽之勇。寻找自我的伯恩本不是伯恩，曾经的韦伯早已面目全非，故事中的特工苦苦寻觅身份（即所谓的主体），却只发现了一重重的想象、谎言、和改造，以至故事外的我们忍不住要发问：没有主体，何言成长？成长是否可以摆脱主体的幻象，也就是说，不必前设那个问题百出的“主体”之存在？彷佛后现代理论家们所谈论的表演（performance）根本就不是什么带上面具做不一样的自己？和伯恩的诸多化名对应的是一叠护照，每本都货真价实，这当然又是中情局的杰作，可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欧美民族国家所受到的一系列冲击，一方面是异文化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另一方面还有区域性或世界范围的一体化。曾经的单一民族国家面对着多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公民，而公民们则禀赋着多重民族/文化归属和国籍。这方面，社会学家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被种种scapes所取代（Modernity at Large: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96)。2007年，德国出品了电影《另一侧》（Auf der anderen Seite），该片描述了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生活，故事同时又涉及了德国青年在土耳其的经历。有趣的是，电影主人公是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以讲授德国文学为生的土耳其移民二代，这位土耳其面孔的德国文学教授在课堂上宣读的，正是歌德当年针对法国大革命而抒发的反暴力言论——古典主义成长小说的思想背景。古典主义的成长理念在当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究竟是平息暴力冲突的灵丹妙药，还是又一剂杀人于无形的剧毒？

    与其说纠缠于无解的问题，我们还不如回到为歌德所赞颂的席勒的头骨。2008年5月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极为有趣的文章，主题就是席勒的头骨。1826年的挖掘之后，热爱席勒的德国人民又从雅各布公墓的骨堆里拼凑出一具骷髅。世间当然只可能有一个席勒，两具骷髅，谁真谁假？DNA鉴定终于在近两百年后给出了结果：从两具骷髅中鉴定出六个人的DNA，而这六个人有男有女，就是没有席勒！歌德思故人而赋诗，目睹之物，却是无名的孤魂野鬼，而我们的席勒，至今还不知在哪抔黄土里悠悠然地做着孤魂野鬼，仿佛伯恩系列电影的终场：伯恩又一次中弹落水，可镜头中，尸体还未浮出水面就自动游走。那“尸体”的“本名”何尝是“伯恩”，真正的伯恩，也许早已死去，也许尚未降生，也许从不曾也再不会存在，我们只知道，关于他/她的故事，叫做成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