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莫雷蒂认为成长小说终结于现代主义的兴起，卡斯托却把现代主义的反成长小说（anti-Bildungsroman）视作成长小说史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延续了19世纪的“奋斗—覆灭”主调，却摒弃了对现实功利的追求转而复兴古典主义梦想，虽然梦想终将破灭，这些小说却以“失败”为最终胜利，向既定的社会结构宣战。哪些作品属于现代主义（反）成长小说的范畴呢？卡斯托列举并分析了哈代的《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和伍尔芙的《出航》（The Voyage Out, 1915）等。哈代笔下的裘德身为木匠却向往名校的古典教育，甚至郁郁而终；乔伊斯的自我投影迪德勒斯矢志投身于艺术，不惜背井离乡；伍尔芙的瑞秋以远航南美为契机探索心灵深处的秘境，最终死于热病——这些人物的成长均以不同程度和意义上的失败告终。他（她）们不再如18世纪的主人公那般歆享个人融入社会的和谐成长，也不同于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上进青年”或“野心家”们，20世纪的“文艺青年”们以反社会、反成长为姿态，渴望永恒的青春、艺术的救赎、甚至死亡——这样的主题对当今的读者而言想必不会陌生，因为当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延续现代主义的衣钵。

    那么，现代主义之后，成长小说又经历了怎样的衍变呢？如果沿用卡斯托的三段论，我们不得不发问：在精神层面的成长、社会意义上的上进、和现代主义的反成长之后，还有第四阶段吗？第四阶段的主题是什么？（这里有必要强调：各阶段之间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存在着渗透、重合和呼应的关系。）这里，我提议把现代主义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以青年成长为主题的女性主义小说和后殖民文学称作“反人文主义”的成长小说。故事的主角不再是资本主义欧美世界的青年男性，成长的悲喜剧以亚非拉或西方世界里的边缘族裔生活为舞台。前文已经交待了Bildung概念的人文主义背景，而当今成长小说的创作则不可避免地与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同构。现代西方世界里，个人和社会双重层面上的成长究竟导向了什么？回到德国环境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1979）所讲述的并非仅仅是主人公奥斯卡的反成长故事，敲着铁皮鼓拒绝长大的孩子冷眼旁观德国陷入纳粹主义的狂热和战争的噩梦，而这一切果真和歌德、席勒、洪堡们的育人建国理想背道而驰吗？

    德国成长小说研究者马克·雷德费尔德（Mark Redfield）认为，个人成长和国族构建的互为表里早已伏笔于古典主义的美育理念；而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埃斯蒂指出成长小说传统里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冲动由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形和巩固来平衡。埃斯蒂也提到了卡斯托所讨论的以失败为主题的现代主义成长小说，但他更是注意到了乔伊斯的爱尔兰身份和伍尔芙小说里的南美背景，此外，他还列举了奥利弗·施莱娜的《非洲农场的故事》（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和康拉德的航海故事《吉姆老爷》（Lord Jim，1900）。在埃斯蒂看来，所谓的失败不能被简化为西方文艺青年的自主选择，因为，对殖民地人民而言，作为欧美附庸的他（她）们被冻结于“永恒的青春”（即，不成熟），没有成长的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诸民族国家纷纷进入资本主义晚期即帝国主义阶段，扩张冲动突破民族国家疆域，将亚非拉卷入了“成长”的普遍历史。然而，亚非拉殖民地并没有自己的成长，它们注定以“永恒的青春”来供养西方的富足、稳定和朽坏，而旅行于殖民地的西方探险者们目睹并沾染上了“成长失败”的风气，最终把这“病毒”带回了宗主国。换言之，现代主义的失败论仍然离不开殖民地的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