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席勒、洪堡过从甚密，席勒的美育理念和洪堡的教育实践在他的笔下变形成作为艺术品的成长小说。他笔下的威廉?迈斯特热爱戏剧，这仿佛反驳着数千年前痛斥戏剧误人的柏拉图，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威廉?迈斯特学习戏剧、演出自我、成为社会典范。很多批评家痛斥歌德和早期成长小说的保守倾向。的确，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歌德、席勒和洪堡都主张以塑造个人和社会的教育（尤其是美育）来杜绝暴力革命。早期成长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无非是资产阶级新一代如何与封建贵族相妥协，当然，贵族得是激进派，而暴发户里怎么就出不了有识之士。无论在小说内外，接受教育的年轻人都是佼佼者，或者说，阶级、性别和种族意义上的幸运者。我们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批判Bildung和Bildungsroman的种种局限，但Bildung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确有其积极意义，而Bildungsroman就更耐人寻味了：难道这些故事不曾爱恨交织模棱两可？“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和对现实利益的“锱铢必较”从来都不分你我，冲突与妥协是硬币的两面，而个人与群体（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圆圈的始末。

    三、文学史：精神家园、名利场、反成长、与反人文主义

    就具体文本而言，德国的成长小说以维兰德《阿迦通的故事》(Martin Wieland, Geschichte des Agathon, 1766–67)，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荷尔德林《许涪里翁》（Friedrich H?lderlin, Hyperion, 1797-99), 诺瓦利斯《亨利希·冯·奥弗特丁根》（Novalis,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1802), 霍夫曼《雄猫穆尔的生活观》（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 1819-21), 以及凯尔纳的《绿亨利》（Gottfried Kellner, Der grüne Heinrich, 1854-55; 1879-80)等作品为代表。虽然评论家杰弗里·萨门斯（Jeffrey Sammons）和马丁·斯瓦尔斯（ Martin Swales ）等人把成长小说视作德国特有的现象；而萨门斯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更是认为这一文类终结于20世纪初，成长小说研究却仍然把视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以及北美，而且在时段上一路延续至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文类研究在理论大潮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但21世纪前十年里，成长小说研究并未绝迹。仅以英文世界为例：2006年，格里高利·卡斯托出版了《现代主义成长小说之阅读》（Gregory Castle, Reading Modernist Bildungsroman,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6）;2009年，爱伦·马克威廉姆斯以女性成长小说为题研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专著面世（Ellen McWilliams,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Ashgate, 2009）;正在写作出版过程的还有杰德·埃斯蒂从后殖民视角重新审视成长小说的《青春的热带：成长小说与殖民现代性》（Jed Esty, Tropics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and Colonial Modernity）。

    现在，就让我们追随着学界的最新动态，来看成长小说史的界定与再界定、阐释与再阐释。卡斯托零六年的著作把成长小说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划分为三阶段：18世纪以精神追求为重的古典主义年代；资产阶级新人尽情追名逐利的十九世纪；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成长传统。歌德当然是古典主义成长小说的领军人，但卢梭的《爱弥儿，或论教育》（émile, ou l’education, 1762）在事实上成书还要早于《威廉·迈斯特》，也就是说，古典主义的教育成长理念并非德语文学的专利。批评家们早就注意到法国以及英国成长小说较之于古典主义传统的偏移，而这一偏移发生在19世纪。在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1830）和巴尔扎克的《幻灭》（Illusions Perdues，1843）分别讲述了外省青年于连和吕西安大同小异的奋斗—覆灭史。与纯然陶醉于戏剧艺术的威廉·迈斯特不同，于连和吕西安向往的是资本主义之都巴黎的声名和时尚；与古典主义年代的大团圆结局不同（哪怕完美结局不乏讽刺意味），于连和吕西安注定一败涂地，以自己的骨血润滑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庞大机械；类似的牺牲品还有英国作家狄更斯《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0-1）中的皮普，以及乔治?梅瑞迪斯和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一众人物。席勒的美育理想和洪堡的美育实践被日益制度化、官僚化、功利化的资本主义教育所取代（当然，也许前后者之间有着潜在的关联，理想无非是现实的遮羞布），19世纪的欧洲社会虽然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但变革中的社会仍然等级森严。渐渐地，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让位于荒诞离奇、悲观绝望的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