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素材当然不缺乏，我面临的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我自问没那么好的文学功力，所以整天在琢磨怎么写。随笔篇幅短，但应该一篇一个样，不能千篇一律。

    我写的首先是我熟悉的、感兴趣的，倒是没有刻意考虑读者的需求。我的水平也就那样，没有深刻的思想。很多人写随笔像是游记，走马观花，充分发挥。我不大发挥，而是找几本书看，写出自己的收获和感想，比较随性。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写作感觉和文字状态变化大吗？

    李长声：我感觉变化不太大。可能我从开始写作时年龄就比较大，很快我的写作就定型了。实际上，我挺想写小说的。今年我去台湾书展参加活动，有个媒体提问环节，有个记者问我，你今年打算写什么小说？我开玩笑说，我今年就计划开始写小说，后来报纸出来，标题就是“李长声要去写小说”，哈哈。透露一下，我一直也在写小说，但我有个大问题——不会编故事，写着写着就写成实事，写成了史话。

    读书报：书越出越多，读者也越来越多，心理上有变化吗？

    李长声：前两年多少会有点往心里去，国内的媒体动不动称我为“旅日学者”，老被人这么叫，有段时间我就真的装起学者来（笑），写文章变得正经，还老想找找理论根据什么的。好在后来我自己也受不了了，发现这是个问题，我不是学者，也没做什么学问，对日本出版和文化，我只是熟悉，谈不上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人去日本，此后出现了哈日族，对日本的迷恋停留在流行文化、时尚文化。很多旅日作者写文章迎合这种哈日情结。我认为，想要提高哈日的程度，就要从哈日到知日，我写的可算是知日文章。

    读书报：这两年，国内出版界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引进呈一窝蜂态势，特别是推理小说和战国小说，您对此怎么看？

    李长声：现在我们出版日本文学确实是一把抓。有人问我日本的青春文学如何？其实日本青春文学分两类，一类能获芥川奖，像新近获奖的绵矢丽莎的《好想踹你一脚》，另一类是手机小说，如西尾维新的作品，这类作品不属于文学，完全是出版社策划出来，年轻人写给年轻人读。

    至于日本战国小说，《德川家康》的作者山冈庄八的作品在日本也很盛行，他把德川家康的形象给颠倒过来了。另外，战国小说的很多内容和现实中的商战类似，这也是此类小说畅销原因之一，《三国演义》在日本受欢迎也是这个道理。

    读书报：你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日本五花八门的文学奖，他们有很浓的奖项情结？

    李长声：在日本，文学奖不是文学行为而是出版社或杂志社的文学编辑操纵文学的行为。编辑用文学奖来左右文学史，一本书出与不出，编辑有决定权，某本书出版与否得奖与否，会左右文学史。

    书店里那么多文学书，到底买哪一本？大众读什么书总需要有个标志，于是大家用是否获得文学奖来认书，获奖的作品，读者一哄而上。在日本读者眼中，获奖的作家才算是作家。哪怕候补过什么什么奖、入围过什么什么奖也可以。

    读书报：似乎你对诺贝尔文学奖不以为然，日本人有诺奖情结吗？

    李长声：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的不同语言魅力无法被诺奖评委真正领会。诺奖评委中马悦然懂中文，但他的中国文学阅读量未必比中国的评论家更大，而其他不懂中文的诺奖评委就只能听他说。

    对诺奖不以为然的日本评论家太多了。大江健三郎获诺奖的第二天，评论家江藤淳早上对记者发表感言说，我已经好多年不读大江了。大江的影响巨大，但更多是在文坛。他的书在市场上不好卖，因为太沉重，写法晦涩。他的作品写法上很洋化，村上也洋化，但村上写得浅白，读者容易读进去。

    读书报：前不久你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论坛”上说，文学无法全球化，为什么？

    李长声：因为不同语言之间是有障碍的。不止华语文学无法全球化，英语文学也无法真正全球化。电影和漫画主要是视觉上的内容，并非完全靠语言来表现，或许可以全球化。中文小说只有懂中文的人才能读，译成其他语言，就不再是中文的韵味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文学不能靠翻译成其他语言去全球化，好比村上春树那么受欢迎，作品有那么多国家的译本，但读者读的已经不是村上了，而是译文。我们总说出版走向世界，译成英文、法文还叫什么走向世界啊？

    读书报：说说你现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吧。

    李长声：刚到日本我不是在出版学校的出版教育研究所嘛，顶着中国一个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的名头，也算衣食无忧。后来，日本经济衰退，出版学校经营也滑坡，招生都成问题，我也不能白吃饭，就离开了。从那时到现在，我在日本就是一个个体户，也可以说是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写作是爱好，翻译是饭碗。在日本，日译中的价钱很高，我译的未必是书，更多是一些机构团体的资料，不公开发表。我的写作其实很懒，总是要别人约稿才写。有时候喝了点酒就动笔，文章就成了“酒之语”。

    读书报：你译的藤泽周平武士小说，比如《黄昏清兵卫》，表现出的译笔水准可不只是为了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