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的文字，过去常常在《读书》杂志上见到，他早就是我心目中写日本读书界动态的权威。我对日本人的文字有好感，最早接触的日本人的文字是小林多喜二的小说，那是还在“文革”时期。后来像很多中国读者一样热爱过川端康成。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安永一写的日本围棋史话，真想找来再读，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过去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80后”的一代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超过我们，他们是看着日本的动漫长大的，有人因此甚至学会了一点日语……我对李长声的文字一向留意，《日下书》到手，发现不少文章都是熟悉的。

    日本是书的大国——居然四千多家出版社。日本的文盲几乎等于零——英美两国也无法彻底扫盲。日本的阅读人口很可能比中国多——以一年读五本书为有效阅读人口计算，中国的阅读人口可能非常之少。很多在日本玩过的那些“书游戏”——评奖、讲座、签售、对话等等——在我们这里要迟到十年甚至数十年才慢慢展开。有些现象现在是彼此彼此了——比如说，在日本现在也是养生类的书热销，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其实一切跟书有关的人——读书的、写书的、卖书的——都应该重视日本书世界的“情报”——并非只有某些特别部门才对情报感兴趣，一切资讯皆情报也，八卦其实也是情报之一种也——因为他们先发一步，我们如果及时了解，就能够洞悉出版业的先机。

    因此，李长声这样情报意味很浓的书是蕴藏着“商机”的。比如说，改写经典在日本也是热门，像是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就比《三国演义》来得有影响，非常畅销。为什么呢？现代人要用现代人的口味来活化古典，才能够读得津津有味，于是乎一切古典书也因此都是现代书。我们这里的当年明月改写明史，于丹改写《论语》，都成为一时的畅销书。中国的古典经典还很多，不妨一一改写之，用经典的酒瓶子，装今天的读者心目中的新酒，这对作者来说不是商机吗？

    对搞编辑出版的人来说，期刊曾经是赚钱的买卖，日本过去就是刊物比书籍赚钱，中国的情况似乎也是这样。光是一个讲谈社2006年就出版了106种杂志。日本杂志的两大宗是漫画杂志和女性杂志。漫画杂志不靠广告，靠发行量大。女性杂志则主要靠化妆品广告。我曾经认为，随着电子媒体的出现，纸媒杂志可能江河日下了。但现在看来未必是这样。窃以为日本漫画书的流行跟地铁关系很大，坐地铁的时间长，看文字书累人，于是乎漫画就大行其道了。有鉴于此，我们不难想见商机之所在——比如，包括深圳在内的很多城市即将进入地铁之城，乘坐地铁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在地铁上拿笔记本电脑看杂志很不方便吧。不如一本短小轻薄的杂志漫画之类在手，看完就扔掉。这是出版的商机。

    如果说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么，出版业的广告还有非常大的开拓空间。在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常常刊登出版广告——这确实是匪夷所思。我们的报纸头版一般都是房地产广告和汽车广告。日本的广告费用中，第一位的是娱乐，第二位的是教育，第三位的是出版业。现在做出版的人舍不得花钱做广告，很多有机会成为畅销书的书都没有畅销。当然，这跟我们的阅读有效人口不多有一定的关联，但未必完全如此，我们犹记得当年一本《学习的革命》畅销，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做广告。虽然有人指出做广告的目的是为了宣传那家公司，但无论如何，用广告的方式推销书这样的商品，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我之读《日下书》，最喜欢的还是闪烁在书间的那些琐屑和八卦。比如说旧书铺：“女性向来不上旧书铺，嫌脏。人类女性化……”，人类确实在女性化；日本公司里，大家用渡边淳一的小说进行“纸上性交”，于是渡边的小说被称之为“卫生纸小说”；日本的武士道小说代表首推《叶隐》，叶隐的意思是隐藏在树叶之间，这个意象有意思；李长声说中国作家缺少自我厌恶，自我感觉良好，都活得那么滋润，所以出不了什么大家；日本最近三十年来，编辑工资涨了二十倍，但稿费仅提升了五倍；小林一博说书有三大罪：占用人的时间，迷惑人，吃掉森林；见城彻做编辑结交了很多朋友，朋友是怎么结交的呢？喝酒。见城彻出版《编辑病》一书，献给他一生任性爱恋过的９个女性；有人说，想了解人性，读一流的作品，想了解国民性，读二流的作品；日本人喜欢出全集，往往是出版社的救命法宝；日本的文学奖竟然有45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