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粉”长声老师久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东洋游学，一年后归来，对日本的兴趣却浅尝而不能辄止，开始留心本土传媒对东土的舆论。但很快发现，绝大多数“舆论”，要么还放不下意识形态的架子，作假正经状；要么自以为是，以为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什么都敢乱下判断。彼时正值“文化热”，文化论客们读了两本刚译介过来的西学论著，于是什么词儿大、唬人，便往上整什么。如此“舆论”，与其说是对日本的报道、评论，不如说是对异邦的想象来得更准确。大概正因为看那种东西看伤了，留下了 “舆论”恐惧症的病根，至今怕读记者文字，尤其是那种一味煽情、全然不顾现实客观性与常识的游记体观感文字。

　　在这种情况下，长声的文字，是一个异数，对长声文字的发现，无论如何当记一笔。其于九十年代为《读书》杂志撰写的系列日本文化专栏“日知漫录”（九十年代末作为“读译文丛”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即为《日知漫录》），是我眺望东洋风景的一扇别致的窗，是了解东瀛出版文化、风土世相的一座精致的桥，对我来说，是“知日”的最初功课之一。在因特网时代到来之前的“寂寞”岁月，许多出版信息、文化资讯，均来自对长声文字的阅读，乃至十数年后的今天，对众多的“日知 ”文本，至今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及与长声老师有限的交往中，无论是文本，还是发言，长声老师从未自诩过“知日派”，毋宁在拼命躲避这顶有些张扬的帽子。但纵然如此，在两岸及日本的华文媒介上发声之频密如长声者，“知日”的帽子躲是怕躲不掉了。一个既欣慰同时又不无悲哀的事实是，知日如长声者，鲜矣。悲哀者是太少，以今天两国政商往来之规模及因特网时代信息流通之迅捷，我们本该有更多的知日派；但可资欣慰的是，我们幸而有长声，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细微而具体，假之其独特地、恰如其分地融入了些许东洋味儿的文体，使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遥远的近邻，得以保持某种持久的热情和大体平衡的视角，因而避免了对邻国的想象在时而很美、很柔媚，时而“很黄、很暴力”的两极间摇摆。一定程度的摇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此摇摆下去，我们照准异邦的战略视野将永远找不到聚焦的焦点。

　　长声老师对日本的解读，从文学而社会，从艺术而生活；从文人掌故到饮食男女，从民间传说、风俗世相到现代东洋人的待人接物，颇有“东洋文化，一网打尽”的野心和架势，其扫描范围之广，当代中国文人鲜有出其右者。细察之下更会发现，其观察自有独特的视角。大体说来，借用日文的表达，是从出版切入，最后“落着”于文化之上。正因此，我一向是把长声之文当日本文化论来读的。

　　那么，何以从出版切入呢？一来，作者八十年代末赴日以来，长期从事出版，出版既是“志业”，也是赖以糊口的营生。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长声而言，出版之经，无疑是念得烂熟于心、最有心得者；二来，东瀛大众传媒发达，有冠全球之首的新闻报纸购读量和出版物发行量，是不折不扣的传媒社会。谈日本文化总绕不开出版，而从出版切入，则不失为一条有效“链接”日本文化深层资源的捷径。

　　但是，纵然有再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再深入的观察，如果不能找到一种契合的表达方式的话，也是枉然，至少文字难以广传。近二十年来，纵论日本出版问题的著译也颇有一些，大体难逃甫一问世、便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包括曾几何时的日本畅销书《出版大崩溃》之类），而长声的文字，则始终保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每有新著问世，也会在圈内引发一阵话题效应。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表达形式的问题尤为重要：形式问题决不仅仅是“形式”的——所谓什么脚穿什么鞋子，舒服与否，只有脚知道。综观近百年来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读解，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存量中，有多少是还在被公众阅读的“有效”文字，有多少会继续传承下去，而又有多少是真正为东洋知识社会所看重的“干货” 呢？黄遵宪、戴季陶和周作人之所以赢得日人长久的敬重，除了“识”的因素以外，与随笔性的文体表达似应有一定的关联。

　　日本是随笔大国，随笔产量之大，达泛滥的程度。某种意义上，日本文学，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都可以看成是随笔及其变种。长声老师有时自称随笔作家（Essayist），而不是传统中文意义上的散文家，想来与长年浸淫日本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其文字中适性冲淡、机智调侃的一面也确乎与日本文学的随笔传统更“接地气”，而在为文码字的态度上和文章本身所呈现的气场上，则常令人想到知堂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