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长声的文字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样说，并不单单指文字的表达形式本身，还有文字的节奏、内在张力及其所传达的情绪。“乘地铁去讲谈社，在护国寺下车。地下有直通讲谈社大楼的专用入口，一进去别有洞天，气派的大厅更像是酒店或银行。偶尔到这家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办事，倘若天气好，就顺便逛一逛附近的护国寺。那里有野间清治的墓地，他就是讲谈社的拓荒人（《一代杂志王：野间清治》）。”读到这样的文字，令人不由得联想起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国》开篇的那段著名描写：“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就笔者而言，之所以“粉”长声老师的文字，与他对日本的态度是分不开的。读其文，或听其谈论日本的物事，每每共鸣于其对东洋喜而不哈、悦而不媚，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态，简而言之，就是“是其是，非其非”，该怎样就怎样。而“非”的时候，也不是动辄板起面孔，作手持板砖拍人状，而是满脸怪笑地调侃之，好玩至极。以我对旅日华人社会的了解，拥有如此性情而平衡之心态者，如果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使然的话，至少其性格中不乏某种建基于本土文化之上的自信、旷然的气质。正因此，长声的文章常常能出堂入巷，左右逢源，谈日本古典时，不忘中国的经典，时而也拿日本的现象说中国的事，某种意义上，不啻中日比较文化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