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饮而不品，享而不尝。我无法在看时不太过注目，在听时不倾耳，在闻时不后退一步闻个仔细。 
对踯躅于真实之国的旅者来说，这以退却开始的接触，这先天地参入了反观的观，是“唯一可行的鉴定法”，只有它可以避免武断，避免把辛苦赢得的“多”归结为一个是或非。也只有它，才配得上这次“鉴定”的课题，这个课题——被抛到真实之前的想象——对谢阁兰来说是太重要了： 
    想象会衰退还是加强，当它对质于真实之际？ 
这个疑问，在一个毕生都在想象、毕生都在寻求以想象抓住世界的作家那里，实在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出征》的头几行，就把这疑问提了出来，而之后的各章，又一遍遍以不同的形式表述之，比如:
在被质于事实时，概念与实物究竟怎样符合？何处能寻得连接两者的链条，何处是真实的确定——或彷徨——之地？ 
对想象与真实、词与物之间关系的这一鉴定，或者说做出这一鉴定的种种尝试，构成了“我”远行的缘由和目的，赋予每一程每一里以意义，而“我”在不可避免的归来时所感到的“幸福或不幸福”，也全以这一鉴定的结论而定。 
    久居于“瓷室”之中、惯于驱谴词语的谢阁兰，面对这个问题，是倾向于维护想象的，倾向于断言想象在对质于外部的真实时，会变得更强，会统摄真实甚至生成真实。真实对于想象的依赖，作为谢阁兰的一个基本美学观点，贯穿在他所有作品中，而《出征》第23章，正是这个观点非常凝练的体现。更何况，在《出征》起初的写作计划里，想象和真实之间历时数月的争执，最终以想象“逐渐占据上风”为终结，虽然在真国之旅的途中，想象曾一次次受到真实的冲击，并几乎被它“窒息”。可是我们看到，《出征》并没有真的遵循这个计划，从真实之国归来的作者，也没有落回他原有的倾向。相反，他取消了为想象和真实之争做“判定”的意图，坦率地承认这二者并不像他原本以为的那样，是劈析万有的两个终极范畴，而它们之间的冲突，其意义也许只在于把我们引向另一个高度上的中和： 
    就在二者之间，比它们还要广、还要宽，大概尚有一物存在。此物，未被经验触及；此物，不可言，逸出于一切控制，能综合矛盾的两极，而我这里写到的一切，都只是这两极斗争的片断而已。 
想象和真实的对峙，就将持续到永远，因为两者争执的对象——“唯一的存在”——“总骄傲地未知着”。从二到一，从知的欲望到承认未知，看来，从迢迢跋涉里归来的作者，是无法像他预期的那样，带着丰富，返回他原来那一座“想象宫殿”，住进同一间“闪闪发光的故居”了。一旦起程，他就将永远行走，而脚下这无尽头的路，也许正是他“出征”最宝贵的收获。 

    和大多数谢阁兰的作品一样，《出征》也是在作者逝世之后发表的。1929年，巴黎普隆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出征》，文字舛误很多，并且屡有删节，极不完善。直到1955年，《出征》第一个可信的本子，才由最佳图书俱乐部出版，把原文的全貌呈现给读者。此后坊间可见的各个版本，都以它为参照。从1970年代以来，《出征》被翻译成英、德、西、意、日等多国文字，层出不穷的研究文章也以它为对象，渐渐使它成为谢阁兰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单以文字质量而论，《出征》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第11章、第19章等章节存在着明显的缺失和断裂，使文章的表意变得晦暗不明；更在于作者在谴词造句上，间有冗长板涩之处，而这种欠推敲的词句，就是在首节、尾节或者第9节这样关键性的段落，都可以找出。研究者们论及《出征》时，常引用亨利·布叶(Hevry Bouillier)的观点，说它是一本“光辉的书”，用“严密而富于张力的散文”写成，其实这是溢美之词。《出征》里的若干不连贯、不协调和不平衡，是不能用“跳跃式的思维”或者“诗性语句”之类笼统的说法文过的。然而，即便有这样的纰漏存在，《出征》仍不失为一本十分好看的书，它的总的气势是这样的丰沛，大的框架是这样的坚实，能够把不完美的行文撑起来，使人乐于越过字句上的瑕疵，随着作者的思路一径读下去。读《出征》，就像手抚一块带着瘢点的玉，瘢点越是明显，越让人对这块玉本来能够成就的光华神往、叹息。谢阁兰是一个非常注重风格雕琢的作家。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出征》一定会得到进一步修改，成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此次翻译所依据的版本，是巴黎罗伯尔·拉封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谢阁兰全集》。翻译的原则：力求忠实；即便是标点，也尽量遵循。但因为这是《出征》的第一个中译本，有向读者引介一部陌生作品的责任，所以在直译过于涩重时，也曾稍为宛转以求通达。不过这种调节为数很少，都严格限于句子内部，而且几经斟酌，以不伤害原文的文脉和语势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