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的游记不同，《出征》对旅行的书写，不是纪闻式的，而是反思式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描述中国的现实，或者从某个既定的观点出发品评之，而在于省察这个现实如何在作者的内心深处留下轨迹，这个轨迹又是如何同作者早已踏上的那一条精神历程相交会。在谢阁兰的眼中，中国是一个契机，激发他带着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很久以来就困扰着他的各种基本问题：文学的真实和虚假，词语的伟大和脆弱，形式的短暂和永恒，认识力的万能和无能，记忆的消泯和复生，还有价值的相对和绝对，还有这凝结与流动之间的“我”……一个思想者所面临的这些核心问题，都在《出征》里，以穿越中国的一次旅行为导火索进发出来，得到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从“作为我的契机的中国”这一点来看，《出征》同谢阁兰其他的作品——尤其是《碑》和《勒内·莱斯》——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视作它们的一个综合，而且是一个凸显的综合，因为，隐约在这些作品中的各种念头，在这里会合成一条绵延不绝的思路，因为，在谢阁兰的所有作品里，《出征》里的“我”最是谢阁兰本人。谢阁兰的中国，其实不仅是他想象的对象，更是想象的原动力；不仅是写作的素材，更是作为一个支点——几乎是唯一的——支撑着写作行为本身。而中国之所以能提供这样一个契机，是因为谢阁兰有一个执着的信念：最坚密最幽深的“我”，必须被投掷到最错杂最纷纭的“物”——也就是他常说的“世界之多”(le divers du monde)，也就是《出征》里讲的“真实”——中间，才能获得一个衡量自身的尺度，一条认识自己的途径；而中国，以它久远的历史、广阔的疆域，以它内部的千差万别，以它与西方相比处处可见的“异”，最能代表“世界之多”，最配得上“真实之国”这个名字。这个想法，早在1908年谢阁兰初学汉语时就已形成，并在他致儒勒·德·戈梯埃、致德彪西的信里，以及《异域情调论》中得到现已几乎成为经典的表述。《出征》的头两章，也讲得相当清楚。 
    既然中国被当作这样一种契机，既然与“多”的际会总在于生发“我”，《出征》这样一部作者本人的切身之作，就在叙述这场穿越真实之国的旅行时，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写作手法。每一个经历的记述，每一条河每一个山口每一座大城或驿站，都既是外也是内、既是行也是思，而物我之间这种一刻不停的盘旋，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张力；纯粹意义上的“风景”，在《出征》里是寻不到的。在表面上，整本书虽然以旅途的阶段为进程：从旅行的起因、准备，它写到启程、最初的几段路，再写到山关滩险、一个个关键时刻，连带着草鞋木杖一应细节、浆手驮夫一干人物，最后写到回归；可是，我们仔细看时就会发现，旅行中每一个外在的因素都写得很朦胧，指实的能力非常单薄。通篇没给出任何一个时间，告诉读者这次旅行在何年何月进行，更未指明这一次攀登、那一次相遇究竟发生在哪一天；也没给出任何一个地点——除了北京、西藏、婆罗尼斯这样象征化了的称谓——能容我们为这次“出征”勾勒出一条路线，哪怕是在最含糊的地图上。而书中提到的人名，是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克罗岱尔等前代作家，或者冯焕、冯绲这样传说化了的历史人物，至于旅途中活生生的人，全都没有名字，传教士就只是“传教士”，姑娘就只是“姑娘”，他们与其说是一个个人，不如说是一类类人。在时空、人物上的这种晕化甚至幻化，由于一些文学神话原型的引入，得到进一步加强，比如第20章中迷路的我在黑盐洞的桃源之游，第25章中我与非我在世界尽头的邂逅，都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通过这种“非指实性”的游记写作，谢阁兰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连同读者：“不要蒙蔽于旅行”，不要被一日日的“柳暗花明”所眩惑，更不要睁着一双貌似“率真”的眼，在未知之地上追寻那些所谓客观的印象。执着于一个剔除了思考与想象的“外”，甚至狂妄地用仪器、图表去“辖制”它，这只会使我与物之间的伟大际会，塌缩成一串重复着的名词和数字，而这些名词和数字构筑成的“真实”，在旅行开始之前就早存在着了，被众人的嘴保卫得牢不可破。这样的真实，其实是一种虚构，是别人的想象的一个“陈迹”，“可疑而又虚妄”；它虽然是生活既定的基础，但不能成为认识的真正对象，更不值得用行走的脚去探索、用跋涉的笔去描述。在某种意义上说，《出征》这本“非指实性”的旅行记，正是作者从深层贴近真实的一种尝试，因为真的真实不是一个惰性的“名”的世界，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命名”过程，其中有物，有我，有一种超越物我的磅礴的整合力，使它永远丰富而危险，永远值得人去“征服”。 
    在同这永恒地异于我的真实的交接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动作——或描画，或拍摄，或引用，或感动涕零，或顾左右而言他——，这动作周旋于未知和已知之间，实现着“知”，也构成了这个人在“知”上的人格。而谢阁兰的这个动作，是“鉴定”，冷静地，“矜持”地，以他全部的感觉和思考。在《出征》里，“鉴定”(expertise)是一个关键词，几次出现；在最后一章里，作者又回到它上头，并对它的方法做了一个形象性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