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的第1章里讲到，这本书是“旅行和历险的记述”。确实，《出征》的写作，直接源于谢阁兰在中国西部的长途旅行。在中国居住的五年间，谢阁兰曾经两次纵穿中国中西部和西南部数省，而每一次旅行都耗去他半年的时间。1909年8月，谢阁兰刚到中国不久，就同好友吉贝尔·德·瓦赞(Gilbert de Voisins)结伴，从北京出发，经五台山、太原府、西安府、直上兰州，在那里盘桓一周，又于10月末南下四川，至成都府，沿岷江到乐山、峨眉山，再到重庆，于次年1月由宜宾乘汽轮顺江而下至上海。这是一次以驰目骋怀为目的的漫游，谢阁兰在当时寄给亲友们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沿途的见闻和观感，而他1910年写成的随笔集《砖和瓦》，也以这次中国腹地之旅为素材。1914年初，谢阁兰第二次不辞辛苦，踏上了中国西部的长路。与1909年不同，这次旅行有着明确的科学目的，就是根据中国古代地方志的记载，在陕、川两省，搜罗、描述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的建物石刻，连带勘测金沙江从丽江到巴塘的水道。考察队的领队有三人：谢阁兰、吉贝尔·德·瓦赞和地理学家让·拉第格(Jean Lartigue)。谢阁兰是整个考察活动的灵魂，1913年7月他在法国度假时，就已订下一份明确的考古计划，并多方奔走，获得了考狄、沙畹、塞纳(Emile Senart)等东方学界权威的支持，并且争取到法国铭刻美文研究院和国民教育部的赞助，以及法国美术与考古图书馆的津贴，使这次考察活动带上很浓的官方色彩。考察团于1914年2月1日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南下河南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再从那里徒步西折人陕；三月上旬，从西安沿渭水西行直至宝鸡；而后度秦岭，在三月下旬至汉中府，遵旧官道人四川；四月间，考察队经宝宁府，顺嘉陵江水路赴蓬安县，再循陆路至渠县；5月初至成都稍事休整，旋即东北上，赴绵州、梓潼；6月初，折回成都，乘帆船下岷江，向嘉定府进发，复由嘉定至雅州，在6月27日，基本结束了考古工作。7月4日，考察队抵打箭炉，本拟径赴巴塘勘测长江上源，可是因江卡一带藏民起事，不得不改而南下丽江，欲由丽江循江上溯至巴塘。8月上旬，谢阁兰一行到达丽江时，接到欧战爆发的消息和动员令，匆匆结束了考察活动，取道昆明直奔越南河内，最后从那里乘船返回法国。考察活动因中途停止，没有实现第二个目标，即对长江上游的勘测；但在考古方面，却成果甚丰，而考古工作正是由谢阁兰主持的。特别是，谢阁兰对陕川两省皇陵、石刻、崖墓和佛窟等古代遗存所做的定位和研究，对当时欧洲汉学乃至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均有贡献。谢阁兰在旅途中，做了详细的旅行日记，并且追述一切与这次考察活动有关的经历，集为一厚卷，题为《路条》。回到法国后，他总结和拓展此次考察旅行的成绩，写出《中国西部考古记》、《中国，伟大的雕塑》等几种著作。这里翻译的《出征》，也取材于1914年的这次旅行，间或亦可寻见1909年旅行的影子。 
    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路条》与《出征》既有明显的亲缘，又有根本的不同。简言之，二者孕育于同一个旅行的子宫，写作时期很接近，在内容上也有所重合；不过，《路条》是一本考古学者的日记，杂而又杂地记录着沿途一切所见所闻所想；而《出征》是一篇深思熟虑的文学创作，处处倾向于诗所特有的统一和纯粹。对《出征》第一次明确的提及，见于《路条》1914年5月3日，正在行旅中的谢阁兰，为这本书勾画出大致内容和主要趣旨，特别是它所要探究的“问题”：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关系。然而，早在这次旅行刚开始时，甚至在它历时数月的准备阶段，谢阁兰就已对《出征》做出许多片断式的构想，这从《路条》1913年9月到12月的录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因而，在1914年6月下旬，当考察队的考古活动基本完成，谢阁兰从旅途的劳顿和研究的繁忙中稍得余暇时，就立即从《路条》中抽出若干段落，把这些原始的素材充实和升华，写起《出征》这本揣摩已久的书来。一战爆发引起的变故，使《出征》的写作一度中断，直到1915年1月谢阁兰携家眷回到法国，在布列斯特安顿下来后，才重新接续起来。《出征》比较成熟的手稿本，完成于1915年2月。在1916年11月第二次赴华前夕，谢阁兰又对它做了一次通读，从那时起直到他1919年逝世，这个手稿没有经历大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