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从领受师命起的二十年中，周雪华不仅刻苦钻研昆曲，整理、研究和译解各种工尺谱，进行《纳书楹曲谱》“临川四梦”全集的译谱，同时先后作为浙江昆剧团和上海昆剧团的作曲家，不断为新编昆曲剧目作曲，并成为文化部褒奖的“昆曲艺术优秀（作曲）主创人员”。

    2008年春，周雪华终于将《纳书楹曲谱》“临川四梦”全集工尺谱全部翻译成简谱。考虑到昆曲剧目唱读、欣赏的整体性，译者与出版者不仅标明原有曲牌名并给予核对，同时也补上念白与唱段对应，又加上角色行当，使剧文与曲谱合二而一。2008年12月，《昆曲汤显祖“临川四梦”全集--纳书楹曲谱版》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社音乐出版中心出版，成为有史以最为完整的昆曲汤显祖“临川四梦”剧曲合文本。

    “临川四梦”简谱本出版在昆曲传承史上的意义

    就昆曲音乐的传承而言，《纳书楹曲谱》“临川四梦”剧曲合文简谱本的出版，意味着乐谱传承中读谱方式的根本改变，其行为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从最早吴梅发出对昆曲读谱传承中“习之甚难”、“教之者畏其难”的感慨那个时代算起，这可以称得上是于昆曲传承近百年困惑中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和突破。不可否认，工尺谱的学习、以及运用其读谱知识，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唱曲经验，昆曲工尺谱的传承并不就会中断，而是仍然可以传承下去。在昆曲如何行腔、如何把握声腔风格的传习中，历来依靠“口传心授”和“依谱解读”两种方式的结合。而且这种传习方式今后仍将保持下去。但是，就文化传承的普适性而言，如果不是从专业演员的演唱，而是从昆曲在社会文化生活乃至学校艺术教育中如何得到更为广泛的传习这样一个视角来考虑，那么，改变昆曲的记谱和读谱方式，并且同时借助于昆曲表演艺术家乃至当代曲家们的帮助，昆曲艺术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与传承，就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在昆曲工尺谱传承中遇到的困境和《纳书楹曲谱》的传承者最终决定将其译为简谱并以此作为选择传人的重要条件这样一个文化事象的背后，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的，是一个百年新音乐教育成果事实的存在，即近代以来，一代代培养起来的、受过基础性音乐教育的中国人，早已经在使用简谱、五线谱进行音乐的学习。工尺谱的学习，虽然在中国音乐学院这样的以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为己任的高等专业院校中，设置有这样的课程甚至让学生学习、演唱昆曲，但是仍然属于边缘性课程。至于更早的如敦煌卷子谱所用的燕乐半字谱，在古代音乐史专业中，也只是极少数专家解读的对象。再加上现在音乐专业的学生，不可能有吴梅所要求的传统音韵学知识，也很少有昆曲的演唱经验，基本上不具有解读昆曲工尺谱的能力，强求为之，只能是以讹传讹。其实，这种危机即使在专业昆剧团昆曲剧目的演唱中，就已经存在了。这些正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恰恰是为了昆曲音乐的传承，俞振飞、周传瑛这样的戏曲音乐大师，果敢地在传谱和传人的选择上，围绕着《纳书楹曲谱》“临川四梦”全集的简谱翻译以及“师传秘声”的传授直至传人的确定，最终选择并利用近百年新音乐的教育成果，给昆曲的传承乃至发展重新输入新的动力。这样一个有关昆曲传承的决策，正是面向昆曲的未来发展的。此预示着昆曲的发展，除了能够在传统的传承中，以更为正宗、更具有传统审美特质以及更为完美的音乐吸引听众，同时也有可能利用学校音乐教育这一新的传承途径，成就新的发展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昆曲汤显祖“临川四梦”全集--纳书楹曲谱版》，确如方立平先生所说，可以将《纳书楹曲谱》“临川四梦”简谱版的出版与五十年代昆曲《十五贯》的首演、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评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并列称之为现代昆曲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这样一个认识，其背后的深刻意义在于，《纳书楹曲谱》“临川四梦”简谱版的出版，并不仅仅是一个出版物的问世，而是昆曲音乐的传承方式，经过近百年传承的困惑而最终作出了一个新的抉择，通过新的传人、新的传本，使之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新音乐教育成果、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昆曲表演这一途径之外，利用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开辟昆曲传承的另一重要途径，从而打开昆曲音乐传承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