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汤显祖著《临川四梦》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文化艺术的积淀尤为丰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绚丽的篇章。在明代的万历年间（1573-1619），由于物质生活有了较普遍的提高，中外文化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交流，在思想意识领域，人文主义思潮掀起了一阵阵波澜，泰州学派的王艮，在继承王阳明的学说的同时，予以改造和发展，提出了“百姓实用即道”的理论，后来李贽（李卓吾）把理论充实而更体系化，提出“民情之所欲”即为“至善”，也就是说肯定了“饮食男女”都是人类合情合理的本性，无可非议。就这样，对封建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封建卫道者视之为洪水猛兽。最后，李贽终于被迫害而死。

    话说回来，王艮、李贽等人的讲学活动、书刊流布还只是在士大夫之间产生作用，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批剧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宣扬人文主义精神，其形象思维的力量则较逻辑思维的力量更容易感染士大夫以外的人群，《牡丹亭》等剧作的广为演出，乃使社会下层的贩夫走卒以及妇女、僧尼等群体都为之激动，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就这样，比较开明的士大夫和社会下层的各种群体，因为《牡丹亭》等剧反映了他们的心愿，喊出了他们的心声，所以都成了最忠实的观众、热烈的拥护者、歌颂者。

    以《牡丹亭》为例，我可以举出三件最雄辩的事实：一、《牡丹亭》及其《惊梦》、《寻梦》等单出，以及《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三剧的全本或单出，一直是400年来舞台上演出频率最高的剧目。超过宣扬封建礼教的《五伦全备记》、《香囊记》远甚。可查阅郑振铎《清乾隆以来戏曲选熬五种折子戏表》、江巨荣《〈牡丹亭〉演出小史》、《〈牡丹亭〉的折子戏》诸文。二、《牡丹亭》等汤显祖的名著《临川四梦》在明、清两代一直在翻刻，既有原作的翻刻，也有各种批点本的翻刻。明末出版家毛晋精选元明佳作编刻《六十种曲》，不仅全收《临川四梦》，而且收了与《紫钗记》同一题材而未完成的《紫箫记》和徐日曦改的《牡丹亭》，共占六种之多。三、汤显祖编写《临川四梦》，在戏剧发展史上是重要篇章，所以也被后世戏曲家认为是重大题材，清代名家蒋士铨作《临川梦》，用全新手法谱写汤显祖的艺术生涯。明末吴炳的《疗妬羹》，其中《题曲》写冯小青深受《牡丹亭》感动之情极为成功。根据以上三方面的情况，我们说《临川四梦》是中国戏剧经典之最，应该完全能够成立。

    当然，在《临川四梦》之前，在元代，元杂剧《西厢记》有过”天下夺魁“的盛誉，但杂剧的演出形式已失传。而明代传奇现在仍能基本按原来的形式演出。再说汤显祖的诗文同时流传至今，所以我们能对其剧作思想等问题作全方位的深入的探讨，而《西厢记》原作者王实甫之生平则无任何资料也。这一点，也应附带说明。
              
    二、叶堂为《临川四梦》编订曲谱

    明代戏剧曾流行各种声腔，所以学术界也怀疑过汤显祖是否是以宜黄腔的音乐为准则而创作《临川四梦》的，这种讨论也没有能热烈展开，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明代将戏曲音乐分为南曲、北曲两大体系，昆山腔、弋阳腔等等都用南曲，其说白与歌唱都带有地方色彩乃是必然的，这是所以产生各种声腔之说的来历。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但在昆腔（昆山腔）十分流行的浙江遂昌与南京为官多年，创作《临川四梦》时，偶然在说白与歌唱中流露江西乡音，也是可以理解的，毫不奇怪。二、《临川四梦》问世，震惊了整个剧坛，昆班广为演出，受到观众空前拥护。在昆腔发源地一带出生的沈璟，乃是精通音律的剧作家，他自我感觉良好，将《牡丹亭》改编为《同梦记》，冯梦龙、臧晋叔等大名家也纷纷改编《牡丹亭》。毫无疑问，他们的改编本肯定更符合昆腔的音律。但是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正如汤显祖所说，戏曲的创作乃是神、色、意、趣全都交汇在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上才能出现佳作，沈璟他们的改编实际上是”削足适履“，最不聪明的事情。戏曲班社也好，广大观众也好，戏剧史论家也好，始终都拒绝接受”削足适履“的改编本，只接受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原著。

    众所周知，在昆曲音乐发展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三位知名大家：元代的顾坚是昆曲创始者，明代的魏良辅协助梁辰鱼编著《浣纱记》，乃第一部比较标准的采用昆曲音乐韵律的剧本。清代的叶堂编订了《纳书楹曲谱》，使昆曲的演唱有了初步的规范，从而促使了昆曲的提高与更广泛的流传。《纳书楹曲谱》实际上是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牡丹亭》、《长生殿》诸剧的将近百个单出；另一部分是《临川四梦》这四部传奇的全本。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叶堂虽然远祖自安徽迁来，他本人却是在吴语伲侬、昆曲最流行的苏州生活的、成长的。他编订《临川四梦》的《牡丹亭》的曲谱根本没有采用沈璟等人的改编本，而是用的汤显祖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