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昆曲传承的新路径——《纳书楹曲谱》汤显祖“临川四梦”剧曲合文简谱本带来的启示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社音乐出版中心出版的《昆曲汤显祖“临川四梦”全集——纳书楹曲谱版》,由昆曲界著名作曲家、叶氏第六代传人周雪华根据周传瑛、俞振飞的遗愿和直接传授的译谱要诀,将《纳书楹曲谱》中“临川四梦”的工尺谱全部译为简谱,并将剧本与曲本合二而一,成为昆曲史上迄今最完整的“剧曲合文”新谱本。这不仅对昆曲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意义重大,成为昆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对如何开辟昆曲传承的新路径,带来了新的启示。

    《纳书楹曲谱》与曲家及昆曲的传承

    《纳书楹曲谱》是清乾隆年间苏州叶堂(号怀亭,字广明,一字广平)选辑校订、并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成书的昆曲“清唱”谱集。该谱集收有乾隆年间流行的昆曲单折戏和散曲、诸宫调(均按昆曲曲调制谱),另有“向来家弦户诵,脍炙人口者”和“梨园家搬演”的时剧曲谱,共计360余出。与此同时,该谱集还收有叶堂精心审订的汤显祖“临川四梦”(《牡丹亭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昆曲曲谱。此后,叶怀亭又以《西厢记》和“临川四梦”为“赵璧隋珠,故取其备”,于1795年重订出版了北曲《西厢记全谱》并收入该谱。曹安和先生曾评价《纳书楹曲谱》“其材料之丰富,在当时是罕见的,也是我国民间刻印的第一部曲谱”。

    就《纳书楹曲谱》的曲目选案在昆曲传承方面的历史价值而言,一是取决于选编者在昆曲演唱实践方面的经验和修养,二是取决于所选曲目的经典性和丰富性。叶堂在《纳书楹曲谱》自序中说自己于昆曲清唱,“盖自弱冠至今,靡他嗜好,露晨月夕,侧耳摇唇,究心于此者垂五十年。”叶堂作为具精湛演唱才艺的曲家,若将其置于昆曲的两个主要传承脉络中,其所作所为,应属“桌台清曲”而非“舞台剧曲”一脉。这也可以从《纳书楹曲谱》只录曲词,于右侧记工尺谱字及板眼符号,但不记宾白可知其所用。当然,该谱虽为曲家所编唱谱,但并不妨碍昆曲演员的习用。

    桌台清曲的活动,主要是曲友们在一起看谱拍习,吟唱交流,一般不作舞台的演出,但也会有职业演员参与曲友的各种活动。其中的曲家作为拍曲先生,对昆曲曲腔的严格传承,具有权威性。曲家不仅对清曲的吟唱起指导作用,并且建立有较为严格的师承关系。昆曲在其发展中,无论对于演唱行腔字声关系上的出字、归韵及切字、润腔,还是对曲腔韵味的严格把关和处理,都有赖于每一代曲家在严格的师承关系中提出规范和要求,使唱曲能以原汗原味的样式、风格传承于后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昆曲首先是文人的艺术。这方面,昆曲的剧作家、曲家及剧曲理论的研究者,几乎都是“桌台清曲”活动中的曲友,并非产生自以昆剧表演为业的优伶中。至于唱念的艺术,也从来是曲友胜过伶工。特别是那些曲家,由于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修养,不仅理解曲文,并且精通音韵之学,他们对昆曲唱念的口法,能提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和钻研,并且在风格样式的把握上,不需要为博取时尚的喝彩声而媚俗,这使得他们的清吟唱念,既能保持传统,又能够达到脱俗而精致的审美境界。 

    曲家作为文人墨客,除了技艺精湛,具有综合的文化艺术修养,有的甚至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些曲家出身书香门弟,经济基础雄厚,甚至自养家班从事昆曲的艺术实践。这使得他们既能衣食无忧地投入到自己深爱的昆曲唱习中去,积累起丰富的演唱经验,又能依其唱曲经验整理旧谱,选辑修订,刻印成书。叶堂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曲家。

    《纳书楹曲谱》“临川四梦”谱式与唱法的传承

    叶堂因在昆曲清唱方面造诣颇深,且于唱口上自创一派,再加上选订《纳书楹曲谱》作为传承唱本,故使叶派唱口一时成为习曲者之准绳。对此,与叶堂同时期的李斗,在其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扬州画舫录》中写到:“近时以叶广平唱口为最。著《纳书楹曲谱》,为世所宗。”晚清龚自珍撰《书金伶》,也记“……乾隆中,吴中叶先生以善为声闻海内。海内多新声,叶刌而律之,纳于吭。其余无足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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