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帕慕克 

　　从滨江大道到浦东机场一路顺利。帕慕克乘中国民航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代码共享”的航班经北京回伊斯坦布尔。他在排队等候办理商务舱登机手续的时候，前面一位先生辨认出他来，与他用土耳其语交谈了几句。接着那人转向身旁几位同伴，听得出他是在告诉他们这位高个子同胞的来历，“诺贝尔”是我唯一勉强分辨得清的词汇。那些土耳其人微笑着仰视帕慕克，笑得腼腆而憨厚。我们要赶回京的航班，不得不在帕慕克办完登机手续前与他告别。拥抱之后他让我们放心，然后用英文说：“我有一批土耳其警察伴送我回去呢。” 

　　那几位乘客没穿制服，假如其他人如此说，我们就会相信他们是穿便装的警察，正巧与一位伟大作家同机回国。帕慕克说出这句话来，恐怕就不能简单地以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他的用心还真费猜详。帕慕克曾在小说《雪》中写道，在德国申请政治避难的主人公卡是不问政治的，他本人也是理所当然地不问政治的吧。可是这句话却可能是政治的，它要求听者对帕慕克在国内受到的（无端）指责作出评价。 

　　在访华期间，帕慕克（有时在记者有意的询问下）数次讲到他在土耳其遇到的政治上的“麻烦”，并且颇为骄傲地告诉听众，那些“麻烦”能够成为“国际传媒的头条”，因而国内保守、极端的势力不敢动作。一旦联想到这样的背景，听者就可能把那句话理解成玩笑。不过跟随他笑也不容易：他究竟是表现他的幽默，还是情绪不佳？“警察伴送”是不是提醒我们已经熟悉的关于他受到迫害的话题？假如那几位乘客根本不是警察，这样的称呼对他们（以及政府）公平吗？ 

　　帕慕克一再表示自己是个重视个人权利的自由派（Libertarian），想做一个“世界公民”，怀疑任何高于个人的集体范畴如民族与国家，但是他在社会交往中却往往用集体的指称来界定个人，有时候这种界定还带有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到的傲慢与偏见。 

　　帕慕克是天才，天才经常是孤独的。在他带有自传性质的《伊斯坦布尔》一书中，读者难以找到帕慕克成长过程中与同学、邻居和朋友的深层次交往。他生来有福，用一句英国谚语来说就是“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银匙子”（典出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哥尔德斯密斯的《世界公民》），家庭成员高度西化，与普通土耳其人的接触相当有限。年幼时结识润土们的经验何尝不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在这一点上，他的经历与萨义德早年在阿拉伯社会的生活出奇地相似。帕慕克有着常见于卢梭《忏悔录》的大胆，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的优越。他说，到小学（十分昂贵的私立学校）后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了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则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116页）他甚至写道：“每当有人因为懒惰、没教养、愚蠢或蛮横而遭受惩罚时，我便忍不住觉得愉快。”（119页）这种直率也很可爱，只不过它可能是“没教养、愚蠢或蛮横”的变种，这可以从下面两件“小事”得到印证。 

　　有一天，帕慕克的父亲带回家一位保姆，她长得胖胖的，总是面带笑容。新保姆立即受到帕慕克和他哥哥的无声抵制。原因说来几乎难以相信： 

　　她是土耳其人，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待她从不友善。我们知道的保姆多是信奉新教的德国人，而这位保姆对我们来说毫无威信。（77页） 

　　这位保姆个人的品行性格如何并不重要，她的“土耳其人”身份决定了她在两位公子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位老女仆的地位更低，她总算有个名字，叫哈妮姆，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她每天都按时祈祷，虽然丝毫不影响她的工作和帕慕克一家的生活，却躲不过少年帕慕克不依不饶的骚扰和羞辱。她轻轻的祈祷声被比喻为苍蝇四脚朝天掉在地上后翅膀嗡嗡的拍响。帕慕克仿佛是尾随她的影子，一到她在某个角落跪下来，不仅要向母亲汇报，还要故意触犯她的禁忌——拉扯她的头巾。（171页）哈妮姆默默忍受，我行我素。 

　　现在的帕慕克为当年诸如此类的行为感到羞耻吗？或许，一位不受庸俗“同情心”拖累的天才作家更值得尊敬？主张“自我实现”、“自我形塑”和“个人选择”的自由派人士能否尊重宗教信仰和“土耳其人”？如果只能容忍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上与自己相近的人，那么宽容与狭隘专制的差别又何在？对本国人的歧视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作心理分析的话倒是有点精彩的。同情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历史上的不幸遭遇与利用他们的苦难丑化土耳其人在本质上是两回事。帕慕克称同机乘客为“土耳其警察”，传达了巧妙复杂的涵义，大家不妨自己去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