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接受了先知穆罕默德所创宗教者，不得不忘却自身，在每一个地方颂扬安拉的话就成了一种生活义务”。——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凯末尔，对伊斯兰教的重估
 
    与一切后起国家一样，土耳其面临的不仅是帝国斜阳的忧愁，也不仅是西方化的侵袭，而且还有对传统扬弃的龃龉。
 
    与我们惯常的印象不同，尽管现代土耳其国内超过九成的民众都是“安拉的子民”，但这样的结果，并非是像它的“阿拉伯兄弟们”那样，依靠政府长期自上而下推行的结果。事实上，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凯末尔就已经开始思考，在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中如何重新安置奥斯曼帝国的宗教遗产。在凯末尔心里，伊斯兰教无论如何并不是排在首要位置的，如何塑造土耳其新的民族形象——即建构土耳其自己的民族主义，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凯末尔改造伊斯兰教的灵感，或许正是来自于马克思对于宗教功能的讨论，伊斯兰教对于土耳其人（起码是政治家）的价值便失去了“神圣性”，对于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来说，它最大价值在于稳定社会、净化道德的功能。
 
    对于共和国的宗教政策，凯末尔曾做出过明确的表达。1923年，在土耳其的第二大经济城市伊兹密尔，凯末尔被一群记者就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所提问，此后在《大演讲》中，凯末尔提到，当时他的回答是，“它有——伊斯兰教”，但他感觉到有必要就答案做出必要的说明，“伊斯兰教包含了宗教自由的观念”。凯末尔这样的回答，放在其他任何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无论是古代的阿拉伯帝国，还是当今的伊朗，显然都会遭到严厉指责。
 
    凯末尔的这种宗教包容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外来的游客，当然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幸事。曾经作为基督教世界地标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终于不再作为清真寺而存在，尽管在正殿四方的庭柱上依旧悬挂着伊斯兰大师的书法大徽章，但那些拜占庭时期绘制的基督教题材的精美的马赛克壁画，也得以被保存下来并重见天日。除此以外，圣索菲亚大教堂也与相向而对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一起，成为伊斯坦布尔天际线中最雄壮的景色。
 
    奥斯曼帝国的“米勒制”
 
    事实上，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宽容态度，并不是凯末尔时代才有的现象。即使将伊斯兰教当作神圣信仰来崇拜的奥斯曼苏丹们，也从未在帝国境内对异教徒们给予完全的赶尽杀绝。这一点，与黑暗时代的天主教廷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防止帝国的扩张而导致疆域内部的内乱，奥斯曼帝国在创立之初就开始实施“米勒制”（Millet）。这样一种特别的宗教管理制度，赋予伊斯兰教以外的异教徒以较大的自治特权。尽管无法完全获得与伊斯兰教的精英们一样的地位和权力，帝国内各米勒的宗教首领（如希腊正教的主教这类角色）依旧拥有极大的权力，并且他们同样属于帝国的核心统治集团。只要保证对苏丹和帝国的效忠，那么这些“米勒”的统治者的利益始终都能得到帝国的保障。
 
    这样的制度或者才是帝国境内的教堂及其它不属于伊斯兰教的宗教建筑，得以幸存的理由。理解了这些，我们或许不必再为经历了600年的伊斯兰教帝王的统治，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竟然还会发现如此多的不属于伊斯兰的元素而感到惊讶。于是，便有了犹太人和基督徒比伊斯兰教徒多得多的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的格雷特宫、卡里耶博物馆以及圣索菲亚教堂里美轮美奂的基督题材的镶嵌画；以及曾经和谐地生活在其东部边境的大量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人。
 
    奥斯曼末期爆发出的极有争议的“亚美尼亚事件”，今天被帕慕克们拿来作为批评土耳其历史的依据。但事实上，奥斯曼时代末期，在列强的煽动下，“米勒”反而成为民族自决的依据，导致帝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被认为与苏俄有勾结的亚美尼亚地区，正是因此才遭遇劫难。从这个角度来看，“亚美尼亚事件”事实上是一个政治事件，而非宗教事件。

    早期基督徒逃避迫害的目的地
 
    如果再把历史往久远的时代里推，安纳托利亚平原在基督教还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前，就已是基督徒避难的目的地之一。
 
    对于任何一个基督徒而言，早期的迫害史是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在著名的《教会史》中，为我们展现了基督教会早期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迫害”就是早期教会史的关键词，帝国政府血淋淋的镇压，让殉教几乎成为信仰生活极为重要的部分。这使得大量的基督教会转向地下，许多教徒也都离开西方世界的核心而躲避迫害。
 
    生活在3-4世纪的优西比乌，亲历了基督教的崛起、抗争和最终被罗马皇帝钦定为国家的过程，他记载的许多内容与《圣经·新约》互相印证，成为还原早期教会史的重要文献。而隐藏在安纳托利亚山谷中的露天教会和地下城，则是印证这段历史的最好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