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辆排成一列的车队从镜头远处缓缓驶来，四周是夜幕下空旷的草原，只有镜头的左边孤独地站立着一棵树。这是土耳其著名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安纳托利亚往事》的开篇镜头。这个单调的开场持续了许久，在电影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人物角色传达出来的越来越焦躁的情绪以外，背景里的景象几乎没有过明显改变：永远是漆黑的辽阔里，孤零零地站立着一棵树。正如电影里某个角色所说，这些树看起来长的都差不多，让人根本无法识辨。这或许就是安纳托利亚，这或许也就是土耳其。

    可以说，我们在土耳其的旅行，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坐在大巴上穿行了大半个安纳托利亚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很大部分都是属于草原地带，因此《安纳托利亚往事》中的那个看似单调乏味的景色，却十分真实的描绘了这片土地的地貌。而如果说伊斯坦布尔构成了土耳其绝大部分当代印象，那么土耳其文明中的绝大多数基因，却是来自于安纳托利亚。

    安拉和凯末尔：“旧宗教”和“新主义”的共生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行经约8个小时，来到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古城萨夫兰博卢，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名字恐怕更为让人熟悉——番红花城。这座发迹于奥斯曼时期的小城，以保留着大量奥斯曼风格的别墅著称。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只能对帕夏们留下的古老别墅远远欣赏，那么在萨夫兰博卢，你却可以任意推开一个别墅的门。因为它们不是餐馆，就是酒吧，不然就是一座旅馆。

    如今的萨夫兰博卢分为新旧两城，新城是土耳其重要的钢铁基地，乍一看有点类似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围绕一座大型企业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老城则遍布在一座山坡上，那些奥斯曼时代的别墅星罗棋布地沿着山坡散落开，中间隔出一条稍宽的道路，便是“番红花城”的主干道。连接新城和老城的小巴车，每天就按部就班地沿着这条干道往返。

    我们刚到萨夫兰博卢，雨渐止，天气开始放晴。一轮暖阳从云层中挤出数缕阳光，一下驱散了冬雨带来的阴冷，还将沿山而上的整座老城都照的晶莹剔透。我们沿着山路往上，一直走到老城的最高点。这里以前是萨夫兰博卢的市政厅，如今则是一个地方博物馆，零星的文物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尽管是一座兴起于奥斯曼时代的城镇，但博物馆中的布置却早已是阿塔图尔克风格的了。博物馆二楼成列的旧市长办公室中，背景墙的右边悬挂着一幅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房间正中偏左则竖立着巨大的土耳其国旗。这两个恰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符号！

    我们或许还记得，多玛巴切宫中每座时钟的指针都停留在九点零五分，那标志着凯末尔笼罩在奥斯曼苏丹头上的幽灵；如今，我们在萨夫兰博卢这一偏僻的山城里，也无法回避地碰到凯末尔的“影子”。这是土耳其近代化和民族化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映证的是许多东方国家近代都遇到的那个吊诡命题：历史传统与民族近代化发生冲突时，前者永远都让位给后者，而且以一种被摧枯拉朽的状态。正如土耳其这样，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阿塔图尔克30年的统治就大幅消弭了奥斯曼帝国600年的影响。也似乎，阿塔图尔克仅用一次革命即替代了安拉，成为安纳托利亚的新偶像。

    即使今天，阿塔图尔克的影响早已没有活着时那么巨大，但是这种符号和遗迹却已成为土耳其背负的印记，在如今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里，凯末尔和安拉已经一起在发挥着护佑的作用。无论是多玛巴切宫还是伊斯坦布尔，即使是恰纳卡莱那种希腊风格的爱琴海城市，阿塔图尔克的雕塑、肖像都随处可见，就好像遍布城乡的清真寺一样。所以，当我们站在萨夫兰博卢旧市政厅的前面往山下望去，隐约看到坐落在老城中心的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时，一定会明白， “旧宗教”和“新主义”互相映衬、彼此生辉，一起构成了土耳其人的当代信仰。

    Han，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印记

    然而，在安拉和阿塔图尔克之外，安纳托利亚还隐藏着另外一种符号。它们明目张胆地树立在我们的视线中，却像“大隐隐于市”的智者并不容易被人发现。

    萨夫兰博卢旧城中心矗立着这个城镇上最大体量的建筑——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而沿着清真寺的高墙再往巷子深处走去，会发现一座神秘的建筑。这座建筑城堡式的门口挂着的旗子上写着“Cincihan Otel”。如今，这座建筑是老城中的一个酒店，在帝国时期则是一座商队客栈。

    商队客栈，土耳其语中被称为“Han”，也被叫做“Kervan Sarayi”（骆驼宫），是塞尔柱时期极为重要的功能建筑。它们在塞尔柱乃至后来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商队在旅行途中落脚的地方。从形制上来看，这些客栈大多呈矩形，高耸的外墙将整个客栈围成一个几乎封闭的院落结构。沿着内墙一圈分布有长廊、仓库和巨大的内室。大多数客栈院落中间又都会耸起一个塔楼，以供瞭望警戒的作用。这样，兼具住宿、储存和军事功能的客栈，不仅保证了商队旅途的安全，还提供了交易市场，有时还成为储存军队粮食、武器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