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部分年轻读者就和10年前的年轻人一样，难免在新鲜过后，为小说的繁絮唠叨和无休止的旅行所困惑。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只是看看而已，无论内心还是实际，都不会上路。丢掉小说，他们更渴望挤入主流社会。他们看《在路上》、《孤独旅者》和《垮掉的一代》，但凯鲁亚克这个名字其实一文不名，思维极端是酷的，但成为极端并不酷。其实，这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的特例。尼尔·卡萨迪的遗孀、84岁的卡罗琳·卡萨迪是“垮掉的一代”目前唯一在世者，“现在谈的都是钱和肤浅的东西，你穿的是什么，你买了什么，不再有人为这些肤浅的东西感到任何不快。我一直感谢上帝，杰克和尼尔没能活那么长，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凯鲁亚克真的通过自己的文字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也许只是幻像罢了。

    现在，游离的方式很多，凯鲁亚克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垮掉的一代”爬出地面，那些之前无法定义垮掉的一代的人也似乎立刻找到一把钥匙。《在路上》出版不久，凯鲁亚克创作了《垮掉的一代》剧作，只是被凯鲁亚克蛊惑的年轻人们是不大在意这本剧作的，因为剧本中的人物只是在怨天尤人地聊天，而没有“在路上”。

    《在路上》对美国战后的满足和繁荣发出了挑战，《在路上》成为畅销书后，威廉·巴勒斯写道，“（《在路上》）帮着卖掉一万亿条利维斯，一百万台咖啡机，并且驱使数不尽的孩子们上路。”“他改变了我的生活，就像改变了其他人一样。”鲍勃·迪伦在许多年后这样说道。摇滚歌星汤姆·维茨很久之后，在一首歌中赞美凯鲁亚克和尼尔（卡萨迪），把垮掉的一代称为“父亲般的符号”。坏男孩的形象和未被及时肯定的作品，凯鲁亚克被称为写作界的摇滚明星。

    “垮掉的一代”并不抗议什么，他们更多地向内生长，追求一种尚不清晰的精神观念，这是凯鲁亚克们与海明威们的最大不同，他们回避任何社会担当，只追求感官的疯狂，甚至带有一些自虐倾向。对他们而言，“如何生活”比“为何活”更为重要。

    事实上，“垮掉的一代”主要是指向文学、文化意义上的，主要包括诗人、作家、音乐家。“垮掉的一代”是地下人，安于清贫，藐视权威，“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于上帝，无需许诺永恒责任。”其反文化、反体制、反主流更为彻底。

    凯鲁亚克的不幸在于，50年来累积的名声与其文学地位无关，更多归功于他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本身，而非他的叙述方法。如果凯鲁亚克寿数够长，他可能会发现，他依然继续在被曲解中。关于凯鲁亚克和他朋友们的传说，反而让小说暗淡，甚至取代他其他所有重要作品——《城与镇》、《孤独旅者》、《达摩流浪者》等等。

    50年了，《在路上》不断地被阅读，如果说半个世纪前《在路上》是那个年代战后文化的历史文本，那今天的年轻人读《在路上》呢？互联网、手机和iPod，有许多种方式让你游离日常生活之外，凯鲁亚克只是一种选择。在离开世界40年后，凯鲁亚克以许多种方式在这个世界永远活着。有时候他像切·格瓦拉一样，他的传奇被不停争论，他的文化特质被逐渐模糊。而谁还需要《在路上》？

    文艺分子如是说

    芒克：1973年，我们传阅了《在路上》

    我是在1973年左右看到黄皮书版的《在路上》的，当时我的生活圈子的年轻人，比如北岛、多多等都相互传阅了这本小说。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小说的具体情节，但是我依然能清晰感受到30多年前阅读《在路上》时的心情。当时插队落户的我们远离父母，没有任何人来管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上都远离主流。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和《在路上》的气质有着某种相连之处。

    在看完《在路上》之后，我和画家彭刚受到鼓舞真的上路了，一路从北京扒火车来到武汉，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卖了，还是民政部门把我们遣送回北京。

    我们这些阅读《在路上》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极端颓废和个人主义的，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

    张献：现在，没有办法看完它了    

    我是在1986年前阅读到油印本的《在路上》的，当时我在云南的工厂里工作。当时阅读《在路上》时的心情状态与小说非常相近，当时我脱离、否定和批判社会主流，对一切保持距离，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20年过去了，我在不久前也重新翻阅了新版的《在路上》，但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心境，也没有办法看完，小说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拿起，任何时候都可以放下。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不断拿起《在路上》，可能是因为小说代表的情绪其实是跨越国界的，这种年轻人的反叛情绪不以代际区分。只是小说对现在年轻人的感染力不如我们那个年代，他们更热衷于物质消费，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

    而在我看来，《在路上》对我们这代人主要在诗歌界和绘画界产生比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