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喜欢跟在令我感兴趣的人身后，那些有点疯狂的人，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表达，疯狂地渴望被救赎，同时渴望一切，不知疲倦，不落俗套，他们不停地燃烧，燃烧，就像惊人的能连射迸发的黄色烟火筒，如蜘蛛穿过星际，在天空中央你会看见蓝色的中心光点砰地爆裂，所有人都不禁惊呼。”

    出版于1957年的凯鲁亚克的自传性小说《在路上》从诞生之时就充满了传奇性，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部小说是凯鲁亚卡伴随爵士乐、烈酒，在一卷30米长的打字机纸上一口气写完的，这一片没有断句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是凯鲁亚克燃烧的激情，当时三十多岁的凯鲁亚克或许没有想到，在第一部分第九章偶然出现的“垮掉的一代”这个词语后来经评论家们的提炼被用以概括一个时代的青年人的精神气质，凯鲁亚克从来不是一个社会理论家，而《在路上》却极大程度地介入美国人的精神构建与日常生活。因为高度指向青年的精神世界，《在路上》能够摆脱时空的负累，甚至能够脱离文本，读者不必按部就班地从前言、目录开始阅读，随便翻开一章都能看到凯鲁亚克们自由到近乎癫狂的生活，他们纵情于一切美好的事情，毫无目的地漫游。

    杰克·凯鲁亚克于1969年去世，今年他的所有作品都已进入公版期，各家出版社纷纷推出最新版的《在路上》。从上世纪60年代凯鲁亚克进入中国的视野迄今，由出版社们牵头，《在路上》再次掀起被读者关注的小高潮。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在路上》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陶跃庆。

    中国大陆对凯鲁亚克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凯鲁亚克是被概括在“垮掉的一代”之中被提及，且中国当时对“垮掉的一代”以及凯鲁亚克的批评都带有阶级意识，认为文中的人物都是堕落腐朽的。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在路上》的中文节译本，译者署为石荣（黄雨石、施咸荣合译)。这个节译本是“内部参考书”，这个节译本又被称作“黄皮书”，在地下青年中传播，给当时“文革”中被压抑的青年人以极大的震撼。

    后来被称为是“文学的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变得非常宽容，到90年代，对凯鲁亚克作品的翻译也开始了新的局面。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陶跃庆、何晓丽的译本《在路上》是继之前石荣的节译本后中文世界的第一个正式出版的全译本。

    陶跃庆在谈起《在路上》翻译的缘起时说：“我是学英美文学的，我很清楚在西方世界《在路上》的价值，它直接引发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文化，我当时看的《光荣与梦想》、《伊甸园之门》中都提到了‘垮掉的一代’，鲍勃·迪伦也说这本书对他有强烈的启发作用。其次，《在路上》和当时还年轻的我的心态是共鸣的。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觉得我们未来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们所理解的‘垮掉’这两个字，是青春的激情和勇气，以及一种独立面对社会的个性的心态。”

    由此，陶跃庆在第一次读到《在路上》时就获得一种强烈的精神的感召，并起念希望将这本书翻译到中国。1988年，陶跃庆通过同学联系了漓江出版社的编辑沈东子，并很快得到沈东子老师的答复，于是陶跃庆和师姐何晓丽很快将试译的稿子寄到了漓江出版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沈东子便同意让他们二人翻译全本的《在路上》，这让当时还是学生的陶跃庆非常激动。

    我们就从八九十年代时中国的青年人的状态与对《在路上》的接受开始聊起。

【对话】
“自发式写作”与持续五年的修改
    澎湃新闻：您提到1980年代的大学生们没有将“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很负面的群体来理解，而是看到了他们自由又积极的一面，这是否和八十年代的整个文化环境相关？

    陶跃庆：是的，大家觉得那个年代非常开明、有活力、非常激情。对于《在路上》，我们这些大学生从没有觉得这部书写的是沉沦，也没有从其中看到颓废。

    我特别想总结一下1980年代大学生的特点。第一，我们特别有使命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都认为，我们以后一定会是这个社会的中坚，一定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我们非常的开放，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在你面前，所有的窗户都是打开的，你可以看见任何东西，可以思考任何问题；第三，我们也很独立，这种独立性是指我要有我的想法，我要去思考我能够思考的问题，我愿意为我的想法去学习、去努力、去说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