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川：现在再谈凯鲁亚克，很假   

    我曾经拍过一个小片子，叫《天下就有不散的宴席》，拍的就是北京文学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喝酒喝高了。当中有两个人谈到凯鲁亚克，其中一个喝醉了，不停地说“特别无聊，还不像我们那种无聊”。我第一次是1980年代在美国看到这本书的，那时候，我二十几岁。其实对我们这群出生于1960年代的人来讲，对于“垮掉的一代”那种状态曾经都是特别向往的。之所以在2000年后，大家会发出“特别无聊”的感慨，其实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再谈凯鲁亚克、《在路上》很假。“垮掉的一代”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强烈的批判，但是在我们当下社会的社会中，早已经把那样不安分的、批判性的东西完全丢掉了。它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成了白领阶层的消费品。

    传说让小说黯淡

    出生于1922年的凯鲁亚克是美国一个法国－加拿大移民家庭的后裔，在洛维尔，橄榄球是这个小镇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学。在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凯鲁亚克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以及其他注定无法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家，他们组成了一个“垮掉的一代”的小圈子，据说“垮掉的一代”是由凯鲁亚克亲自命名的。凯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是半自传体小说《城与镇》，但只获得很小的关注和不大成功的商业销售。

    《在路上》出版于1957年9月5日，就在金斯堡怒吼他的“嚎叫”不久。而《在路上》的出版异乎寻常地顺利，也获得潮水般的好评，立刻被冠以那个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的称号。

    1957年9月5日，星期三，《在路上》出版当天，《纽约时报》刊出了小说的长篇书评，那年，凯鲁亚克35岁。《纽约时报》的书评作者吉尔伯特在这篇名为《时代之作》的书评中，将《在路上》的出版定义为“历史性大事件”，“垮掉的一代”的“最重要宣言”，他在书评中很有预见性地写道，“那些伪学院派的学者们、官方的评论家们对它或是点头称道，或是惶惶不安……或是给出一大堆平庸的评价，也许还被冠以反传统。”

    那天早晨，陪伴凯鲁亚克的是乔伊丝·约翰逊（Joyce Johnson），她陪了凯鲁亚克一个通宵等待着《纽约时报》出炉。在曼哈顿的酒吧，她注视着凯鲁亚克阅读书评，他摇着头，“就像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为什么无法开心释怀。”然后，他们返回乔伊丝的公寓，乔伊丝在之后的回忆中写道，“杰克在他的一生中最后一次不为人知地躺下，然后电话铃吵醒了他，他出名了。”“驱车离开人群，眼看他们在平原上后退，直到你见到远处的点点人群散开了去，这时候是什么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赞美我们，这确实不错，于是我们得继续迎接下一个响彻天空的疯狂。”凯鲁亚克说道。

    事实上，《在路上》创作于1951年，当时的情形现在广为流传：杰克在一台打字机前在一卷120英尺的卷纸上连续创作3周，期间用苯丙胺和咖啡保持体力。但小说直到6年后才正式出版，美国文化在这6年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唱响美国的猫王，波洛克横空出世然后匆匆离场，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是少年们的偶像——怪胎般的《在路上》在这样一个洋溢着美国乐观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得以出版。

    “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巴勒斯曾说道，“全世界千百万的人都在等待着那个声音的到来，凯鲁亚克指明了那条道路。”尽管充满野心，凯鲁亚克对蜂拥而来的声誉、骂名、争论并没有做好准备。他被更多书评作家们的否定深深伤害。

    小说出版后12年，1969年11月，凯鲁亚克因内出血在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猝然离世。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年经济紧张，为支付房款甚至向出版商预支稿费，可是书根本没有构思。凯鲁亚克的最后一笔收入来自一篇名为《我死了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文章，写得拙劣冗长。

    “他死的前一天，我们整晚都没睡……杰克倒在里面，抽水马桶里全是血。‘我在大出血。’”凯鲁亚克的妻子斯特拉回忆道。在凯鲁亚克的守灵夜上，拥挤的嬉皮士喧闹不堪，亲友甚至无法挤到棺材边道别。

    但在许多和杰克关系密切的好友看来，凯鲁亚克也死于理想的幻灭。卡罗琳说：“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每一次伤害都让他深深地黯然伤神。他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与此同时，他对天主教的笃信也慢慢渗入他的思想中。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对世界对他的曲解感到深深失望。”

    根据卡罗琳的说法，杰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我从来没听到他发过什么誓言。后人对他的许多描写都是靠不住和可以商榷的，他所追求的自由，不是没有责任的自由，而是艺术表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