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某日，在北京城南报国寺有个约会，事先我约了止庵先生一道去，正好他没来过这古寺就答应来。报国寺里有个文化收藏品市场（以卖买古旧书为大宗），十年历史了，名气仅低于享誉全国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这天的约会，原本就六七个书圈里的熟朋友外加山东某报文化版的编辑，到了中午聚饭的时候，局面失控，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就是大家的不分彼此，一个中等包间一张圆桌居然挤下了近二十口男男女女，央视某文化频道的两位不知什么时候也上座了。这些人我当然都了解，在藏书圈里玩了这么多年，浮出水面的都知道我，而止庵先生瞧着这帮人眼生，我跟他开玩笑，这不是你熟悉的读书圈，将就点吧，其实我们有共同话题——同为天涯爱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只不过今天这伙子人侧重于收集古旧书，你呢，重于读而对版本不太讲究。散席之后，我问止庵有何评论，他回了八个字“高者近儒，低者近丐”，我说你骂人不带脏字，把我的朋友全否了，哪来的高者？后一句才是你的真实印象。虽然我一直警觉读书界对藏书圈（界比圈高）的偏见，不成想就是这码事——藏书圈的印象分历来不高，在旁人眼中，这是一帮不可理喻的家伙，神神叨叨，不着四六，总以为天底下唯有藏书是最要紧的事情，谁要是说他一句他的书不好，如数家珍的脸即刻就是晚娘之脸了。所以，我有责任把嗜书者分为两类，一类“嗜读书”，一类“嗜藏书”，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有极个别天才，有能力平衡嗜读与嗜藏的辩证与统一，平庸之辈顾好一头即手忙脚乱。《嗜书瘾君子》这本书，我只看书名就猜到是谈“嗜藏书”者的，至少多一半的笔墨落在“藏”上而非劝君多读书，及至把全书阅过，先前的判断基本靠谱，虽然是外国人写作的，许多情况亦很符合我们的国情，移情换景，恰似量身定做，到底是天下爱书一家人，且看这一段人家说的话——“君乃寰宇大作家，只要书名页上所有作家，只消一眼便知其等级高低，版本种种了然于胸，其看重珍视精刊佳椠，犹胜对待维吉尔与赫拉斯，屡屡赞叹用纸如何精致，频频称颂藏家何等用心勤勉，每见秀雅铅字，便情不自禁满心开怀，仿佛如此这般，即已完成扎实学问，增进大量识见”（约瑟夫·阿迪生《汤姆·弗利欧行谊》）。藏家为读家诟病由来已久，其最大一宗罪即“只藏不读，只藏不用”，还有一潜台词“只藏不读也罢了，最看不惯那厮拿着所谓珍本满世界招摇”。而我们这里的一流藏书家说得更极端，说这话的是周越然（１８８５～１９６２）——“对于这种读书不考究版本的人，我可设一比喻。翻刻本或影印本，好比寡妇。至于随便石印本或排印的本子，简直是下贱的‘野鸡’。青年人娶妻，总希望一个好人家的女儿，不愿意与寡妇结识，或与野鸡谈恋爱的，所以真能读书者，必求精善的本子。”（“版本”原载１９３４年《太白》创刊号）如此伤众的言论搁今天哪还不招来如雨般砖头，当年却波澜不惊，只有两篇响应，宋云彬一篇（“也谈版本”刊《太白》），名气现在比周越然高得多的藏书家阿英一篇（“版本小言”收《夜航集》），这两篇均细雨和风，一丁点儿急赤白脸也没有，我分析，这与教养关系不大，以上世纪三十年代论战风气，什么难听的话说不出口，何以偏偏对周越然宽容？鄙意当时的嗜书如命者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小撮，更多的群体首要考虑的是生存是吃饭，大众认为因爱书而走火入魔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而懒得答理随他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