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之书”图书策划人周运看来，做“书之书”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书之书”就是读书人的密码，它的读者都是比较高端的“书虫子”，编辑费力出了一本书，只要出半点错儿，就马上被“书虫子”嗅出味道。

    不过，对于这种“高智商”的出版工作，周运却乐此不疲。因为，除了是一个图书策划人外，周运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爱书人，他所策划的图书基本没离开过“书之书”的范围。《嗜书瘾君子》、《夜晚的书斋》、《坐拥书城》、《闲话大小事》、《OED的故事》等等，都是最典型的“书之书”。

    “书之书”传递的是爱书的热情

  “‘书之书’所传递的就是一种书的文化，一种爱书的热情。”周运总结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往往都是依靠爱书人的热情。比如在西方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大量的经典被焚烧。黑暗时期过去之后，很多经典被后人重新挖掘出来，它们正是依靠“爱书人的热情”才得以保存的。

    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我们向来不缺少书痴、书狂，爱书人的心情在不同时空是可以得到呼应和复制的，这便是“书之书”不断出版的原动力。

    书话最早是西方书商写的“小广告”

    现在人们公认的“书话”文类开山之作是英国学者柏利的《书之爱》。这部连注释算在内也不过百余页的小书，在古今爱书之人的心目中，它不啻是部古老的圣书。

    周运认为，“书之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得更广、更宽一些。其实在西方，书话最早是书商写的书目，是为了吸引读者的“小广告”。在“小广告”中，书商会写下书的一些趣事，或者是自己对书的理解，拿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在当时，买书人、卖书人都是“行家”，都是具备相当高文化修养的人。

    美国书话作家巴斯贝恩斯有一部名作《坚忍卓绝》，书中有许多特别的例子。比如曾有一个由大学教授转行做书商的人，无意中花6000美金买了一本旧书，他发现书中的几条《圣经》引文，出自最早版本的《圣经》，于是在书目中写明了“卖点”。没过多久，这本书被另外的书商以几万美金买走，很快，又被一家机构以更高的价格购买。

    周运告诉记者，书商在西方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他们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高低与否，与出版社水平的高低有很大关系。

    书话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知识量

    中国人很早就有在书上写题跋的传统，周运认为题跋也应该是一种书话。不过，书话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在中国盛行，应该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叶灵凤、周作人等一批作家，都曾对西方“书话”作品有过介绍。比如叶灵凤有关“书话”的随笔，介绍了不少西方图书的知识。而他翻译了茨威格的《书的礼赞》，布列地斯的《书的敌人》，还有迪布丁的《爱书狂的病症》都是西方“书话”的名篇。

    新中国成立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书话在唐弢、吕叔湘等人有意识地推广下，也渐渐得到国人的认同。近十年来，一些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尝试着写书话。但周运认为，就深度、广度而言，国内的书话作品仍达不到西方的水准。

    国内的学者，很多能够做到“读万卷书”，却很少有人做到“行万里路”，不像西方一些大读书家，曾走遍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书话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知识量，提供读者“不知道”的东西越多，它的价值就越高。另外，文笔也非常重要，因此对作者的要求非常之高。

    好的译者是“书之书”的点睛之人
  
    自2004年初进入出版界，周运一直在“世纪文景”从事“书之书”的策划，前后共推出十本作品，均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周运说，他目前在浙江大学出版社，所从事的仍是“书之书”的出版。

  介绍西方的“书之书”，周运认为最关键是要找好的译者。比如 《嗜书瘾君子》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在当当网就卖了几千，这与译者陈建铭有很大的关系。“陈建铭的译文，相当于对这本书进行了重建。英文文体有一种浅浅的幽默，陈建铭所翻译出来的文字是最好的。”周运说。

  周运自认为做得最好的一本书是《OED的故事》，去年3月，这本书就由某出版社先期出版。9月，周运所策划的“文景”版本才出版。虽然晚了半年，但“文景”版却得到了更多读者的认可。“我的译者是最好的，我们不会犯低级错误。一本书的好坏，要比的就是究竟下了多少功夫。”周运对自己的书很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