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第15个“世界读书日”，也是大文豪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不光会想到书，还会注意到那些关于书的书。不论是重温旧书、淘二手书，还是藏书，都是我们乐意说道的话题（B9-B10版）。

    初读：寻找同病相怜的人

    人开始喜欢回忆了，据说就表明他已经变老。“想当年我如何如何”，这样的句式常挂在嘴上，多半意味着此人还差一步就该写回忆录了。不过，真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像夏多布里昂那样，把一帧帧旧日图景如同放画片似的，事无巨细地描绘出来？拿破仑骑的马眼睛的颜色，督政府门前的雕塑……后来，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彻底打消了我对回忆录的信任，纳博科夫式的场景总是在某个节骨眼上发生并被他观察到，巧到我无法相信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于是我开始对那些回忆性的散文感兴趣，那些不为了写成一本充满戏剧性的、有望流芳千古的书而写下的回忆，字句里常有刻骨铭心的悲喜痛快可以识别。更妙的是，这些叙事里还能套进另一重叙事，回忆又包含着别人的故事。美国散文作家斯文·伯克茨写了一篇文章，将他早年的恋爱经历与同期读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牧神》的体会穿插在一起：“我发现自己被送上了忧愁之路，而且似乎没有退路。我也似乎突然感到第一次获得了智慧，认识到，一旦被爱情的精灵解除之后，生活就会变得无法忍受。”《牧神》写的是一位青年中尉遭遇的一场爱情挫折，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这样的故事套进了现实的体验，生成化学反应，猛烈冲击着读者对生活的认识：既心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又感觉到自己距离浪漫古典传说里顾影自怜的王子不远了。

    年轻时读书经常是为了寻找堪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人：“哇，连阿拉伯王子都单恋！”“天呐，领国家津贴的大诗人也有穷困潦倒的时候！”心智成熟以后，我会采用一种批判的心态去读书，会泛泛地把一类书（例如对话苍白的，分段过于勤奋的，叙事语言里缺少专业术语的，作者理论上还能健在至少三十年的）剔除出阅读范围之外，会去分析作者的技能是否纯熟，进而像论文答辩团的主席一样，对一本书作一个综合评定。用安妮·法迪曼的话说，即使是那些昔日打动过自己的书，重读的过程也不一定美妙：“你变得难以感动，不受惊吓，不再激昂，难以共鸣”，事实确如她所说，要是连《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书都让我觉得描写冗长、感情过剩了，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

    再读：贴近过去的自己

    我不再寻求把自己代入到书中。收在《旧书重温忆华年》中的十来篇文章，其作者也都经历了和我一样的过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流的书评人，嬉笑怒骂褒贬图书，是他们吃饭的本事。不过，呼应于旧书的退场而被推到前台的，是人生，是我们所受的教育——非重读而不能完成这种蜕变，哪怕重读的收获里满含失望。书中我最喜爱的一篇，伊夫林·托因顿关于伊夫林·沃《旧地重游》的批判性重读，就是以教育“战胜”旧书的例子，他认为在这本等级观念十足的小说里，沃的道德锋芒——也就是托因顿如今所看重的东西——前所未有地弱化，“他似乎也被自己创造的辉煌闪光给迷住了，就像我十六岁时中了他的魔法一样。”

    我读过编这本书的人、美国随笔名家安妮·法迪曼的其它两本书，深知她本人就是个重读高手，她在《闲话大小事》里提到自己重读兰姆，而兰姆本人也喜欢重读所爱的书：“我有一册1933年的兰姆选集，经我反复阅读，许多书页打上了褶子（那些部分写得好。兰姆也喜爱多次读过的书）。这本选集名叫《人人爱读的兰姆》，现在却变成了‘没人去读的兰姆’了。”兰姆的读者在流失，因为新书太多，也因为时代距离此人越来越远，出版商恨不能给自己推出的每位作者都戴上“人人都爱”的帽子，而在兰姆的时代，以那时的印刷和信息技术，他一辈子看过的书，恐怕每一本都能读个两遍以上，每本书封上都留有复杂的指纹。但如今，职业书评人大概每月都得忙着给架子上的书掸去灰尘。

    《西雅图时报》的书评人迈克尔·厄普丘奇说，他现在每周都要写书评文章，“因此能够享受旧书重读的奢侈”。这句话更让我心折：在我们的书评生态里，文章所评的书永远是越新越好，新书出版过了半年，差不多就进入了半淘汰的地步。但是，厄普丘奇视读旧书为更难得的奢侈享受：“重读一本书，能够体会到时间怎样给它不同的待遇，记忆怎样扭曲了它，我逝去的岁月怎样增进了对它的理解。”

    “重读”的魅力就在于这多种可能性里：也许一本旧书已然内生于你的经历甚至灵魂，却不再能吸引你的注意；也许一本当初草草翻完的旧书，有朝一日却登堂入室成为枕边的爱侣，文字安然无恙地睡过了那么多年，现在它们的涵义一样样摊开在外面，如同地震后翻出地表的古物奇珍。也许《旧书重温忆华年》多年以后也能得到重读的待遇，我希望我能带着更深厚的智识和自信去读它，紧密地贴近一个过去的自己：它一直活在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