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董其昌等人的“南北宗”，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成为规导其后近四百年的范式。自此以后，清初恽寿平、四王以至扬州画派到海上画派，无不执其旗，循其轨。近四百年来，只有在这条轨道上走得不尽人意的，而没有能超越其规范而提升的。之后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写就的书画史著作，所执持的基本史观亦无不以董其昌的眼光为基准。

  进入清代以后，品评一道渐次式微。各类画传横空出世，文人画从精英阶层迅速稀释到平民大众之中，但终因缺少基本的文人修养而徒摹其形。从绘画本体的发展而言，这是滞塞，是退化，对绘画的品评也因此丧失了可能性。此后的品评大多限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派，这显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品评了，而只能与既往的题跋相当，或者白话语境中的所谓“评论”“批评”。评论或批评，作为现今时代的一种评述，往往与私情和利益相纠缠，且其指向往往在当下，鲜及过往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