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小说的载体——文字——的性质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可以大致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上面所说的记录传闻和意想虚构两种小说，基本上都是用文言写成，直到宋末元初，才出现了用接近当时口语（白话，但与现代白话不同）的文字创作的小说，那就是小说史上艳称的话本小说。在话本小说之前，无论记录传闻还是意想虚构，小说的文字和通行的语言都有较大差距，所以即使作者有意忠实地记录传闻，由言到文的转换也总会使所记与实事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话本小说的出现，使得这种差距的减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可能，从而也就是使得小说表现“事”（其实质乃是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的能力大为增强。话本小说的产生，遂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又一个里程碑。当然，以古代白话为载体的新型小说产生之后，传统的文言小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形成了双轨并行、互为滋养的关系。元明以后，话本小说一系因得传媒通俗普及之利发展迅速，数量激增，新品种、新体式层出不穷，读者面遍及社会各阶层，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文言小说则因其自身的局限性，逐步退居边缘，但文言小说，特别是其中的传奇一支，也在随时而变，直至清末，仍不断有好作品产生，说明其生命力并未丧失殆尽。中国小说的古代、现代之分野，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新型的白话文不但取代了文言，而且取代了旧式的白话文之时，才表现得比较清楚和充分。

  以上从文体特征略述中国古代小说之性质、形成及发展演变，并从体式的角度对古代小说做了粗略分类，所论尚未涉及小说内容。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然大体言之，是走过了从叙述超现实内容为主到以描绘人间生活为主的历史途程。早期的地理博物类、神仙鬼怪类小说，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志》《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之类，虽作者大抵持实录态度来写作，而所述故事则多为荒诞谬悠、神怪不可思议者。魏晋时期，此类作品尤多，作者们且多持“明神道之不诬”，乃至所谓神道设教之动机，研究者遂按其内容倾向称之为“志怪”，以与《世说新语》这样录载名人轶事的“志人”小说对举。唐人小说的“志怪”成分仍然很重。有些从书名一望即知，如《冥报记》《定命录》《玄怪录》《灵怪集》《广异记》，而审其性质，也确乎颇近魏晋志怪：也有许多单篇传奇，以搜奇征异、谈仙灵述鬼魅为主，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梁四公记》《东阳夜怪录》之类；就是那些讲述人间悲欢离合故事的传奇作品，也常杂有神奇成分或披着神奇外衣，前者如《离魂记》《枕中记》《任氏传》《李章武传》，后者如《游仙窟》《南柯太守传》《柳毅传》等。唐宋传奇虽非一味志怪，但奇与怪本难截然区分，既称传奇，岂能绝无传述奇闻怪事的成分？所以宋人吴自牧《梦梁录》和罗烨《醉翁谈录》记述当时的说话艺术，除了烟粉、公案、朴刀、杆棒、征战、讲史、发迹变泰和说佛书诨经等类外，就都标出灵怪、传奇、神仙、妖术之类名目。当然，唐宋传奇的根本贡献，还是在于把关注的重点和描写的笔触从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拉回到人间生活和各色人等的命运遭际，因而大大地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中国古代小说开拓出一片新的疆土和一个新的时代。像现实题材的《吴保安》《裴伷先》《李娃传》《莺莺传》《谢小娥传》《霍小玉传》《谭意歌传》《王幼玉记》《王魁传》以及历史题材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虽成就高下不等，而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广程度和浓郁的历史感，人物刻画的细腻生动和感动读者的审美力量，都有超迈前人之处，而且可以说具备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到了宋元话本小说，作者队伍有所变化，文化层次较低的书会才人大批加人，所著小说不但可阅读，主要还是用于听赏，听众加上读者，小说的消费面和接受面也就大为扩展。这当然与语言文字传媒的通俗化趋势分不开，而通俗化趋势又并不限于语言文字传媒，还深入到题材的撷取，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选择和艺术风格和情调的营造等方面。与传奇相比，宋元话本小说的题材面进一步拓宽，人物队伍也壮大了许多，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获得入书的资格，而且无论现实生活题材，还是历史人物故事，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倾向都是正统色彩明显减弱，而更多地体现了市井平民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好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市井世俗生活本身的形形色色和光怪陆离被堂而皇之、津津有味地写入了作品，并日益占据了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在艺术手段上，从情节安排、悬念设置，到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乃至对话声口等等，均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而且不同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个人风格，这些都使小说艺术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一类别的优秀作品很多，如《风月瑞仙亭》《碾玉观音》《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张生彩弯灯传》等，都脍炙人口而且影响深远。这些作品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也预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即将到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