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唐诗是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的高峰。

  这座高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七世纪初建国到八世纪中叶安史叛乱之前这一百多年，唐帝国的经济一直是上升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即使在安史乱后，由于南方的开发与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顿下来。这个社会，正是整个唐代文学艺术的温床。此其一。其次，由“五胡十六国”极其纷扰混乱的局面到隋唐统一，是一个国内各民族由斗争而融合的过程。国内各民族的融合，还加上当时日趋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都使得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作家们的修养和创作提 供了多种多样的养料和素材。其三，在长期南北分裂以后建立起来的唐帝国，对各种思想，也和对各族文化一样，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例如儒释道三教就是始终并存的，虽然有的时候也因人主的好恶，不免轩轾。因此，唐人思想比较活泼，言行较少拘束。这就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基础。大家都爱写诗，爱读诗。这，对于唐诗的发达，诗人的成长，是不可能不发生积极作用的。其四，唐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制定和执行了通过科举从庶族 地主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门大族对仕途的垄断。进士是科举中最贵重的，而进士的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这种决定士子前途的考试和因之而派生 的行卷之风，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最后，就诗歌本身而论，经过八代先驱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绝诗也基本上跨越了它们的试验阶段，足供唐代诗人自由采用。前辈们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的多种 样式，都使得他们易于借鉴昔贤，驰骋才力，发抒性灵，来扩大诗的反映面，提高诗的表现力。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唐诗盛况空前，后难为继。

  以下，试将唐诗的流变勾画一个轮廓。

  自公元618年唐帝国建立后，最初三十余年，诗坛上仍旧弥漫着梁陈余风。形式上讲究调声、隶事和内容上沿袭宫体，是其主要特征。只有王绩在追踪晋宋间独来独往因而不免于寂寞的陶渊明。他虽以此为后世所称叹，但在当时，也同样是寂寞的。

  武则天于公元655年立为皇后。在她当政时期，唐诗开始呈现了自己的面貌。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等，陆续登坛。这些人，在当时封建秩序以及道德规范、审美观念逐渐恢复正常的基础之上，改造了宫体诗，并继承了南朝诗人对于诗形的研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包括律化了的绝句——小律诗），完善了七言古体。经过他们的努力，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转变为明快清新。

  同时，陈子昂却走着与这些人在方式上看来相反，而在效果上相成的道路。四杰等用改造宫体诗的方法结束了“六代淫哇”，而陈子昂则从汉魏风骨中汲取养素来开辟唐诗的疆域。他是一位能够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着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语言和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诗人，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

  如果承认唐诗是中国诗的高峰，那么，就不能不进而承认：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712—762），这半个世纪通常称为盛唐。但在公元755年安史乱前和乱后，诗坛的面貌是并不一样的。在这次战乱以前，诗人们在其创作中都发散着强烈的浪漫气息。或者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隐士；或者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侠少。这，实质上也就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的千差万别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的许多作品，都极为成功地描绘了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这种诗使人脱离现实斗争，但对于热中奔竞、趋炎附势者流，也具有清凉剂的作用，而其所提供的自然美的享受则是不可替代的。这些人是以写田园山水诗得名的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气象的浑穆或有不及，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有过之。其后的韦应物、柳宗元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追随者。

  但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还曾将其诗笔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在另外许多同样成功的篇章中，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悲壮情怀。王维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进取者高適、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之间，恰好是一座桥梁。所以有些评论家就一方面将其与孟浩然相提并论，合称王孟；而另一方面，又将其与高適等相提并论，合称王、李、高、岑。当然，这种提法也包含有对诗歌样式的考虑在内。王维是兼有五、七言古今体之长的，而王孟并提，偏指五律；王、李、高、岑并提，则偏指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