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反映了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边塞诗。这类诗篇，塑造了许多边庭健儿的英雄形象。诗人们歌颂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却并不无原则地讴歌战争，往往还反对开边。在写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时，也反映了战争对广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心肠，极悲凉慷慨、缠绵宛转之情。其源出于鲍照、刘琨，更上一点，还可以追溯到建安作家群，虽然那时写边塞的作品还很缺少爱情成分。

  借诗中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安史乱前的浪漫倾向，并不等于认为当时诗歌中所反映的仅止于这两类人的生活，也决非那些诗人描写的题材如此狭窄。否则，许多繁丽的社会风光和莽苍的边塞景色会出自佛教徒王维和道教徒李颀笔下，而著名的七绝组诗《从军行》和《长信秋词》乃是王昌龄一人的手笔，就不免费解了。

  但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却不能不推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 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这是可悲的误会。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 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 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活动于开元、天宝时代的重要诗人，除孟浩然外，大都死于乱后。他们都经历了这场由于统治者的昏聩荒淫而造成的地方军阀叛乱。在乱前，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适其适的浪漫生活，乱后却丧失了过那种生活所凭依的许多条件，就转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热烈高昂或悠游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数人，则乱前原就比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对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预感。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使他们受到锻炼、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终于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坚决地站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歌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尊为诗史的理由。

  李诗大源出于《楚辞》，杜诗大源出于《诗经》和汉乐府，二人又在不同方面受到《文选》很深的影响。安史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了盛唐之所以为盛。

  代宗大历时期（766—799）的作者，由于生活在一个遭受了极大破坏的社会里，物质精神两方面都未免贫乏。他们既不能如杜甫那样，在困厄之中依然奋发，所以便继承了王维、刘长卿诸人作品中适合于他们生活情调的那一部分，而着眼用力于写日常生活。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贯串于悯乱哀时的情绪之中，便形成大历诗歌的基调。诗人们对这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体物甚是工致，抒情颇为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那是一个从噩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诗人们具有这样的心情，是不足为异的。钱起、郎士元、李端、韦应物、司空曙、卢纶、戴叔伦、李益等的作品，虽然各有自己的个性，却都带有这种烙印。而韦应物之澄澹，李益之悲慨，尤为后人所称赏。

  由德宗到穆宗约计四十余年，这时，一度中衰的诗坛又逐渐重振旗鼓。其中宪宗元和时期（806—820）最为兴盛，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虽然白居易所说“新体”可能仅指以自己为代表的那一类诗，然而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元和新体主要指两个诗派：一派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羽翼；另一派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羽翼。其源都出于杜甫。从此以后，杜甫在祖国诗坛上的影响就变得非常突出，而且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