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框架，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我国的问题、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2007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

    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
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

    诺奖得主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结集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201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

    对《新结构经济学》，诺奖得主斯宾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对《繁荣的求索》，诺奖得主阿克尔洛夫称：“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制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
诺奖得主福格尔则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奖得主谢林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更让我高兴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的接纳和重视。
2012年9月，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中国，为了和我讨论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应用于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特地在中国多停留了两天，以便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会议回来和他面谈。

    2013年2月，我率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亚访问，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为表彰我对发展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在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发奖牌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独占鳌头，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