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后，为保证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被人为压低。在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各种要素和产品供不应求，只能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来保证重工业能够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而为了控制工业剩余的使用和农业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也就是说，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现有的主流理论只看到保护和补贴造成的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寻租等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这种保护和补贴的内生性，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贸然地采用激进的改革战略即休克疗法，取消各种保护和补贴。其结果不是原来的大型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就是为了避免那样的问题或仍然认为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是维护国防安全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继续给私有化后的大型企业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

　　由于私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更高，所以补贴会更大，效率会更低，其结果和主流理论的改革所想达到的正好背道而驰，苏联东欧的转型和遵循华盛顿共识改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

　　展望未来，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以反映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后发优势。

　　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

　　如果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大功告成，资金、资源等各种要素价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电力、电讯等服务业仍然垄断经营，这些扭曲形成了巨额的租金，由此带来了寻租、腐败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外，绝大多数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像家电、汽车、造船、大型装备业等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已经从改革放初期的“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所以，应该与时俱进地消除各种保护补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极少数还需保护补贴的国防安全产业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来进行。

　　上述举措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就能消除各种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建立起一个具有“有效市场”的体系，并在有为的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尽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就能实现，中国将可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后继续前进，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历史奇迹，在建国100年时实现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