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风”运动初期还叫我写批判文章，我说胡风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与无产阶级发生了对抗。结果胡风发表检讨，也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这就成问题了，一定要审查我和胡风是怎么预谋好这同一个腔调的。最后，是通过公安部仔细调查，发现我和胡风或胡风分子没有任何联系。确实没有联系，连信也没写过一封，更没见过面说过话，我本不喜欢和人交往嘛。最后定我思想罪：受胡风严重影响，思想反动，需要批判。但我在被整结束以后，却立即买了路翎1949年以前出版的很厚的《财主的儿女们》上下册，留作纪念。我的藏书基本上处理光了，但这两本厚书至今还留在北京的小书房里，颇占地方。可见如何整也无效。

    到1957年5月“反右”前夕，才把审查结论拿出来让我签字。幸亏我在签字时非常狡滑，我没有否定对我的审查，只说“有些材料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假定那时我翻案，那就完了，肯定是“右派”无疑了。

    记不住面貌和声音

    李：我的遭遇还算好的，“文革”时也没怎么整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交往少。“文革”一开始，大家以为我跟文艺界的人联系一定很多，跟“文艺黑线”肯定有关。像陈荒煤，“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的，他管电影，过去一直请我去看电影。还有戏剧界，几乎每演一个戏都送我票。因为当时我搞美学，算是有名气啦。后来发现，看戏成为负担，我就不去了。而且我和什么人物都不来往，“文革”和“反右”就这么过来了。所以，不和人联系坏处很多，但好处也有。

    和人交往少，跟我自己一个大概先天的缺陷有关：我从小记不住人的面貌和声音。有的人以为我架子大，见面不打招呼，其实我是记不住面孔。还有一个是记不住声音，我儿子打电话来，总先报姓名。这事已讲过两次，这次想作标题突出一下，是因为至今如此，要请大家原谅再原谅。现在熟人电话仍老要问哪位，认识的人见面讲话，心里还在嘀咕“这是谁”。当然，非常熟的人尚不至如此。

    还要说一点的是，我虽不大与人往来，但要和我照相或要我签名的，却从来不拒绝。二十多年照了不少，但绝大多数并非我的朋友和熟人，大部分甚至不认识，大多匆匆照毕或签罢即完事。因此以后如有人“谬托知己”（鲁迅语），说我如何如何，或与我的关系如何如何，我概不认账。顺便再加一点，我所知道的好些关于我的传闻，包括好坏，也包括书面或口头，多夸张失实，或子虚乌有，均不足凭信。生前即如此，身后想更然，先就此交代一声为好。

    从华山到敦煌

    刘：你到敦煌是什么时候？逃过“反右”跟你人在敦煌确有关系吧？

    李：去敦煌就是1957年，我在“反胡风”审查结论上签字后就走了。五月走的，八月才回来。离开北京，先去了太原，一个人爬了华山，才到西安和大家会合。

    刘：一个人？

    李：是呵，很危险，但印象深刻。下午上的山，天黑了，一路没人。记得那晚在一个和尚庙住下，那时人很少。第二天接着爬。印象最深的是“老君扶犁”。那时袋里就揣一个工作证，我想如摔死，从工作证可以知道是什么人。我以为爬山，还是华山最好玩，因为它险。那时年轻啊，才二十七岁。

    我到西安和他们会合，后经兰州，到敦煌。坐了很久的火车，先到敦煌县，从县里到莫高窟，记得是在沙漠中坐牛车，坐了一个晚上。那时交通很不方便。

    在敦煌我呆了一个月，每个洞都看了好几遍。那时都是开放的，没有门，可以随时去看，不像现在。和敦煌研究所的人来往很少，就是自己看。（打开当年的记录）你看，这里都记了，每看一个洞，都做记录，主要记自己的感受。至今还记得，当时很想做敦煌壁画藻井图案不同时代装饰风格的研究，如唐的自由舒展而含混，宋的清明规范而呆板，联系唐喜牡丹宋重松槐，以及唐宋诗的不同，觉得是非常好的美学题目。可惜始终未能做。

    我们那次去，是中央美院牵头，有薄松年先生等人。你们上海也有人去，是陈麦先生。武汉美院也去了人，是陈绍丰先生。

    这一路上，我还一个人看了龙门石窟，看了晋祠，看了永乐宫壁画——那时永乐宫还没搬家，在原来的地方。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参观游览的机会了。八九十年代才重新开始游历。我很喜欢旅游，主要看历史古迹，可惜现在走不动了。

    我给你们上海《学术月刊》写的美学讨论的文章，就是那次在路上修改的，大概到了敦煌以后才改定寄出，记不准了，反正是那个时段。

    刘：当初你们搞美学研究，并不只是关在书斋里发议论，也尽可能去掌握第一手的艺术史材料。这对你后来写《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肯定有帮助。现在有些教授可以写一大堆高深的论文，却写不了那样的书。

    李：倒也不一定如此，康德从不出门，却写了无人能比的美学著作。

    刘：那还是纯理论著作，《美的历程》毕竟有大量描述性的内容，没有第一手的审美体验，肯定写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