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社科类书籍精品迭出。越来越多的读者不再满足于虚构作品营造的美妙或者伤感幻境，对现实生活现象的解构与改造有了更多更高的渴望与诉求，越来越希望从历史、国际以及自身等各种途径，在认识中反思，在借鉴中求得更多发展。

    晚清的暮鼓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围绕晚清的作品堪称汗牛充栋。提起晚清，许多国人内心倍感纠结。其实，晚清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羸弱不堪。很长一段时间，晚清的GDP曾是世界领跑者，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赶超。可这并未成为免遭列强坚船利炮轰的“避风港”。

    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化繁为简，呈现革命的创世纪与诸神谱——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同样是对晚清政治形态全景式解构，时事观察者廖保平的《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没有拘泥于历史，而是以常人、常识、常理，让那些看似高深莫测的历史事件，更能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围绕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还有很多。澳籍华人雪珥的《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进行了剖析。傅国涌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着眼于私人回忆与记录，读来让人倍感温情。李刚的《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将笔墨倾注于以辛亥革命为终点的前十年，随着左宗棠、曾国藩、张之洞等一大批晚清能臣相继谢幕，清廷加速坠入“死亡螺旋”。

    朝代的更替，为什么不是和平，而是绵延数十年的深重磨难呢？光绪帝的立宪雄心为什么不能落地生根？高全喜的《立宪时刻》，无疑是一次有力地解构。

    他们的发展告诉了我们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最近一次回温是在2008年，当时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相继爆发，资本主义面临重大考验。针对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通过10个常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反驳，最终形成《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不过，也有人就此反驳，马克思到底说对了什么？不知伊格尔顿是否准备接招并续书回击。

    无论从历史还是地域上看，东欧国家的发展更容易牵动国人的敏感神经。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东欧，这是《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的重要出发点。身为作者的历史学者金雁以自己的双眼观察，以自己的脑袋思考，努力向读者呈现出一个与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的东欧。

    谈到欧洲，不能不说说引领欧洲发展的思想巨擘们。《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既像是一本欧洲知识分子发展史，也像是对欧洲知识分子的一次全景式展示。有必要指出的是，作为诞生过康德、歌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的德意志民族，一方面给人类贡献了灿若星辰的宝贵思想，另一方面这个民族也与近代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这到底是人类思想史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曲折，还是知识分子本身缺乏某种品质，导致的一种畸形恶果呢？

    相较于欧洲知识分子的灿若星辰，另一个话题自然会浮现：中国是否可以“产出”这样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呢？哲学家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围绕作者的读书经历、思想渊源、哲学观点以及中外哲学、文化、社会发展等主题，全面回顾了他的思想起源、学术脉络和著作背景，充分梳理了他的学术创建和独特个性。至少从李泽厚的身上，读者可以感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努力。

    对社会而言，知识分子的最大意义在于供给智慧。对法治的推崇，才是引领一个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尺度。法治首先取决于公正，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认为，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这是培养公正的重要路径。

    公正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便是将权力关进笼子，令其必须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纽约时报》反败为胜，树立了媒体遂行监督的法治坐标，表面上看，是那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的结果，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法制的力量。《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翔实叙述了布莱克门在堕胎、死刑、种族平权等案件中的内心挣扎与立场变化，读者从其中可以洞窥到，美国的大法官们是如何秉守法理逻辑，捍卫法律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