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已经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何伟（彼得·海斯勒），申领了中国驾照，带着一本《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他踏上了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旅程。

    13年过去了，何伟已于2011年离开中国，去了埃及。但他在中国的十余年观察所撰写的“中国三部曲”却留了下来，其中尤以通过中国民间微观形态探讨中国经济的《寻路中国》最广为人知。并且在最近，何伟还出版了被视作《寻路中国》续篇的新书《奇石》。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社长办公室，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着这段旅程，他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中国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

    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何伟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可以展现变革中国的实质。

    “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中国三部曲”横跨了他在中国的1996-2007年。

    在何伟眼里，他书写的中国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普通人成了中国巨变的推动者―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

    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何伟所讲述的，就是这些中国巨变推动者的故事。

    中国特色高速公路区域经济

    时代周报：你在《寻路中国》里大概有一半在写中国的工厂。当时你选择了浙江丽水为驻地，并且走访了周边的温州、金华等地。你在那个区域大概待了多久？

    何伟：第一次去温州，是因为我有个学生在那附近当老师，可能是2001年左右。我大概是2005年开始琢磨《寻路中国》，一直到2007年，2008年我又回去看了一次。前后两年多，每个月我都要在丽水待一段时间。可能不是每个月，可能是每六个星期要去待五六天。我住在北京，每次都坐飞机去温州，然后租车去丽水，看工厂和其他一些东西。我也看了附近很多有意思的小城市，比如桥头，他们是做扣子的，还有做扑克牌的武义。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这个区域作为观察记录的对象？

    何伟：那时《国家地理杂志》问我，可不可以写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所以我在想，不要写太抽象的东西，要写详细的、有意思的故事。什么地方的经济比较有活力？那当然是温州，而且温州当时开了条新的高速公路“金丽温”，我想可能旁边也有些有意思的地方，任何一个小地方只要靠近高速公路都会有变化。

    因为在那边要待一两年，所以我觉得如果选一个发展快的地方，可以看得出变化，比较好讲故事。如果一个地方没什么变化可能就没有太大意思了。在温州这样的地方，一年时间就可以看得出变化。

    时代周报：你对丽水的兴趣似乎大于对温州的兴趣？

    何伟：对，因为温州已经太发达了，丽水在那时还算偏僻。温州毕竟太大了，如果我要采访什么人，还是选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在丽水我要采访一些干部、工厂老板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你要写一本关于上海的书，一定比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要难。因为地方大了，你很难了解它，这就是我喜欢小地方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丽水，那儿的条件还可以，温州太吵了太麻烦，丽水比较舒服。如果要在一个地方待两年，我应该选一个喜欢的地方。不能太大，去采访的路上不能堵车。

    第一次，我在温州开车，去了好多靠近公路的地方，采访了一些人。比如有个地方叫青田，在温州北面，那个地方好多人在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打工。但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不合适，因为我不写中国人在外的故事。到了丽水，我发现他们要盖一个新的开发区，所以第一次去，我选了丽水这个地方；第二次去，我采访了丽水好多人，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的重点是什么，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人物。我采访了好多建筑工人，然后选几个看看两年的时间会有什么变化。还采访了一些官员、老板，偶然碰到书里那两个工厂老板，我觉得他们比较合适。之后去我就直接去工厂。